經濟騰飛路(58)_李光耀

五八

　　※16、同印尼化敵為友

　　瓦希德當選後不久，召集了東盟各國大使。瓦希德告訴他們，他將到所有的東盟國家訪問，第一站是新加坡。他直截了當地向新加坡駐印尼大使李廣富表示：「印尼要和新加坡建立良好的關係，希望新加坡能在印尼復蘇之際給予支持。」他進一步解釋對未來的構想：中國、印度和印尼三個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能攜手合作；日本和新加坡則提供經濟和科技支援。到了那個時候，亞洲將能減少對西方的依賴。

　　1957年印尼分離主義分子搞叛亂，西方軍火商隨即前來新加坡，向蘇門答臘和蘇拉威西的叛亂分子兜售武器。印尼總領事亞蒂庫索莫中將在1958年同我會面，當時我是在野黨領袖。對方是一位聰明有禮又活躍的爪哇貴族，總是衣冠楚楚的。我向他保證，要是我們當政，一定把這些軍火商驅逐出境。人民行動黨贏得1959年的大選後，我遵守諾言。亞蒂庫索莫於是建議我正式訪問雅加達，以鞏固新、印關係。我同意了。

　　1960年8月，我和我所率領的代表團被帶到印尼總統府獨立宮，會見蘇加諾總統。這裡一度是荷蘭總督府。蘇加諾一身筆挺的米色軍服，胸襟上綴滿勳章，手持一根陸軍元帥節杖或者說是輕便的手杖。那是雅加達的一個悶熱得令人透不過氣來的早晨，但是總統府裡既不放風扇，也不裝冷氣機，因為蘇加諾不喜歡這些東西。我看到汗水滲過蘇加諾的襯衫濕透了他的上裝。我和一起到訪的同僚們都穿著西裝，同樣汗流浹背。

　　蘇加諾極具領袖魅力，是一個了不起的演說家，號召民眾的本事叫人五體投地。1959年2月的某一天，我從新加坡駕車到福隆港，全程7個小時。我在上午8點30分扭開收音機，聽他向爪哇中部數十萬名印尼人發表演講，其間因為車子在行駛，收音效果時好時壞，因而有大段時間聽不到他的講話。3個小時後抵達馬六甲，他竟然還在滔滔不絕地演說著——聲音悅耳，充滿感情，能令群眾和他一起高呼狂叫。由於這個緣故，我一直渴望親身和這位偉大的人物見面。西方民主不適合印尼約有20分鐘的時間，主要是蘇加諾在講話，他用的是類似馬來語的印尼語。他問：「你們有多少人口？」我回答：「150萬。」他有一億人口。「你們有多少車子？」我說：「大約1萬。」單單雅加達就有5萬輛車子。我感到費解，但不假思索地表示贊同：論面積，他所領導的國家在東南亞沒有哪個國家比得上。接著，他把他的那一套「受指導的民主」政治體制搬出來，詳細加以闡述。他說印尼人什麼都要革新，包括經濟和文化。

　　但是西方民主制度對他們「不是很適合」。他早在無數次演講中提過這一點，我對這次談話空洞無物感到失望。荷蘭人沒有留下多少訓練有素的印尼行政人員和專業人士，能帶動國家向前邁進的機構也寥寥無幾。日本佔領印尼三年半，也把印尼僅剩的治國機制都摧毀了。接著是印尼民族主義人士和荷蘭人之間的戰鬥，從1945年至1949年斷斷續續地發生，舊到荷蘭最終同意讓印尼獨立為止。這個過程進一步破壞和削弱了印尼的經濟與基礎設施。蘇加諾執政時期，推行民族主義經濟政策，外國公司都成了國有企業，以致外貿與投資萎縮，這個土地廣袤的共和國因此陷入困境。我們下榻雅加達的德因德斯酒店，按照當地標準，它相當於新加坡的萊佛士酒店。可是天啊，一碰上下雨，酒店屋頂就漏水，酒店員工則立即搬出洗臉盆、水桶，若無其事地去盛滴答的雨水。我一時疏忽，沒發現房門是閂在牆壁上的，結果一拉，沒把門給關上，倒把插鎖連帶灰泥一起拉了下來。

　　當天下午回到酒店，舊經修好了——把一張紙貼在破損的牆上，刷上灰水了事。我托當時任文化部政務次長的李炯才，幫我買幾本印尼語——英語和英語——印尼語詞典，每本售價不到2元。跟我同行的新加坡訪問團成員把多家書店的詞典幾乎掃購一空，買來送給學習馬來語的朋友。通貨膨脹導致印尼盾發發可危。一支車隊把我們從雅加達載送到昔日的荷蘭總督避暑勝地茂物，一路上由電單車開路，接著續程到萬隆。從萬隆，我們乘總統的雙螺旋槳私人專機到爪哇中部古都日惹。專機是蘇聯政府贈送的禮物，比我乘搭前往印尼的商用C3型客機還大。機艙通道上方的時鐘早已停在那裡，動搖了我對蘇聯科技和印尼保養工作的信心。連總統專機上的時鐘都能發生這種事，引擎零件又會是如何呢？

　　在離開前，我和未安達總理就貿易與文化事項發表了聯合聲明。從他在雅加達機場迎接我一直到我離開之前，我們倆進行過幾次會談。他是一個優秀的人才，能於，受過高深教育，腳踏實地，但對國家面對的難題卻感到無能為力。每次會談都同他談了很久，有時是用印尼語。有一次吃晚餐的時候，我指出，印尼很幸運，有極其肥沃的土地、良好的氣候和豐富的資源。他哀傷地看著我說：「真主是保佑我們的，但我們卻跟自己作對。」我覺得像他這麼坦白又有誠意的人，跟他交往應該不成問題。離開印尼的時候，感覺上我們已經成為朋友。我會講馬來語，對他來說比較像個印尼「土生華人」，而不是移民當地不久，尚未完全融人當地社會，滿口華族語言的華僑。

　　然而隨著經濟每況愈下，蘇加諾在對外政策上採取了更多的冒險行動。為了維持他和亞非國家的外交關係，他委任頭腦精明但有機會主義思想的蘇班德裡約博士為外交部長。1963年，蘇班德裡約經常趁過境之便在新加坡和我會晤。馬來西亞即將誕生之際，他開始口吐狂言。有一天早晨，他和我並排坐在政府大廈辦公室的沙發上，輕拍我的膝蓋，然後把手伸向窗口揮了揮說：「看看新加坡所有的高樓大廈，全是用印尼的錢蓋的——通過走私從印尼人那裡偷來的錢。不過無所謂，總有一天印尼會回來照顧這個國家，糾正這個問題。」所謂「走私」，蘇班德裡約是指印尼商人從新加坡出口貨物，從而逃稅和避開外匯條例的管制。

　　我明白他的感受，因為我親眼見過雅加達居民窮困潦倒的生活狀況。那裡的人無論沖涼、洗衣、淘米或大小便，一概公開地在河裡解決。對於他立志要接管新加坡，我不敢掉以輕心。

　　1965年我們獨立時，正處於印尼跟新馬「對抗」的時期。蘇加諾總統和蘇班德裡約以立即承認新加坡為餌，開出會使新加坡冒犯和觸怒馬來西亞的交換條件，企圖利用新馬之間的矛盾，興風作浪。數周後爆發了9月30日的「九三零」事件，指揮特種部隊的蘇哈托將軍，控制了全國的局面，局勢就此出現轉機。蘇哈托在海陸空三軍和警察部隊裡都有效忠於他的將領，在這些司令率領的部隊支持下，他向佔據總統府和一座無線電與通訊中心的叛軍部隊發出警告，要他們乖乖棄械投降。這股武裝力量所顯示的威力，把叛軍都嚇跑了，政變就這樣結束。蘇加諾言活權力被剝奪當時我們並未覺察，一場以失敗告終的政變會有那麼深遠的影響，因為數名印尼高級將領被人以殘酷的手段殺害，隨後又發生成千上萬個（估計有50萬人）所謂共產黨支持者遭屠殺的事件。死者包括一些華人，這些已經吸引了我們所有的注意力。

　　蘇哈托慢慢地、含蓄地搬演這齣戲，就像在演出印尼皮影戲一樣。這是一種把木偶的輪廓以影子的形式呈現在銀幕上的表演。這出幕後戲編排得那麼謹慎周詳，蘇加諾的權力被剝奪，猶如抽絲剝繭，以致我們好一陣子都看不出蘇加諾的權力已經逐漸轉移到蘇哈托身上。這樣過了半年多，蘇哈托沒有立即把總統轟下臺，而是以總統的名義行事來維持門面，暗地裡卻逐步把大權攬到自己手裡，清除蘇加諾身邊的親信，削弱他的地位。從新上任的外交部長亞當。馬利克那裡，看不出政策有什麼轉變。1966年3月，蘇加諾簽下一紙總統政令，授權蘇哈托將軍採取一切必要步驟保障國家的安全與穩定。我到這個時候還不敢肯定蘇加諾已經出局，他那股足以左右臣民的魅力太大了。直到一年後，即1967年2月，蘇哈托才由人民協商會議正式推選為代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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