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55)_李光耀

五五

　　不久後，據新加坡駐吉隆坡最高專員公署報告，馬來西亞部長、國會議員和公務員對新加坡的態度明顯地改善了。他們態度更開放，更願意向新加坡學習，並且讚揚樟宜機場，希望梳邦機場會有樟宜機場一半那麼好。他們到新加坡訪問的次數也增加了，為的是考察新加坡的生產力、城市規劃和其他事務。第二年，也就是1982年，我到吉隆坡拜會馬哈蒂爾。跟他單獨舉行的兩小時會議中，雙方從單純解決雙邊問題進一步磋商哈作的新領域。針對五國聯防和空防系統一體化，馬哈蒂爾說，這能抗衡在越南的蘇聯基地。我告訴他，新加坡將購買四架美國EZC鷹眼空中警報機，以預先獲得空襲新加坡的警報。會議結束後，我們一起向各自的部長和官員簡要說明所達成的協議，包括馬來西亞重申會遵守1962年水供協議，每天供應2.5億加侖的水給新加坡。這次會議肯定比上一次融洽。馬哈蒂爾對新加坡的態度比較實事求是。我在記者會上說，雙方意見一致，想法一樣。關係好轉的情況擴大到武裝部隊，兩國軍官也開始建立友好的個人聯繫。在這之前，兩國軍隊幾乎完全沒有接觸。

　　可惜緩和期沒能持久。對新加坡的反感和忌妒情緒不減，往往誘使馬來領袖通過抨擊新加坡嘩眾取寵，爭取馬來基層的好感。更糟的是，馬來西亞政府重施故技，再次採取行動損害新加坡的利益。1984年1月，他們規定，所有離開馬來西亞進入新加坡的載貨車輛，一律必須繳付100林吉特的關稅。

　　兩個月後，我在新加坡問馬來西亞副首相慕沙希淡，為何他們要採取行動，力阻日本和美國跨國公司把工廠從新加坡遷移到馬來西亞。這些跨國公司已在柔佛州設立電子裝配廠，好把產品送來新加坡進行比較精細的加工。100林吉特的關稅是個信號，說明馬來西亞並不鼓勵它們遷廠。慕沙回答說，這其實是一種學習過程。他相信有人提出這個建議，認為這是個增加稅收的好方法，不過他們終會發現這個做法還有更廣泛的影響。但是慕沙無力左右馬哈蒂爾的政策。後來，他們非但不取消這條關稅，還為了阻止人們使用新加坡港口而把收費提高到200林吉特。

　　同年10月，馬來西亞降低好些食品的進口稅，這些食品大部分來自中國，凡是從原產國直接輸人馬來西亞的，就可以享有這項優惠。我們通知他們的財政部長達因，這個行動違反了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的條例，新加坡必須向關貿協定反映。他過後修改了政策，豁免通過海運和空運人口貨品的進口稅，對於通過陸路，比如從長堤進人的貨品，則照抽不誤。這個措施顯然把矛頭指向新加坡。

　　1986年，新加坡外交部宣佈，以色列總統赫爾佐克應新加坡總統的邀請，將在門月到新加坡進行國事訪問。馬來西亞立即傳出強烈的反對呼聲，人群擁到新加坡駐吉隆坡最高專員公署外頭、各州府，甚至擁到新柔長堤舉行集會示威抗議。馬來西亞正式提出抗議。馬哈蒂爾的親信達因財長告訴新加坡駐馬來西亞最高專員，邀請以色列總統訪新對馬來西亞和穆斯林而言是種莫大的侮辱。他說，儘管馬哈蒂爾在國會中表明不干涉他國內政，他私下卻非常不高興。

　　我要我們的最高專員向他們解釋，有關訪問的消息已經宣佈了，取消的話必會使新加坡受損。馬哈蒂爾在赫爾佐克總統訪陽期間再次召回馬來西亞駐新加坡最高專員說，馬來西亞跟新加坡的關係不再像過去那麼好，不過，尚算不上緊張。

　　每當馬來西亞在任何事情上執意一意孤行，即使有關事務0完全屬我們國內的權利範圍，新馬關係就出現緊張。他們要的是老大哥和小弟弟的關係，小弟弟總得向老大哥做出讓步。如果事情並非至關重要，我們願意讓「老大哥」高興高興。然而，若是牽涉到「小弟弟」須捍衛的合法權利，就如下面要談的課題——新加坡武裝部隊中的馬來人，我們就無法妥協。

　　1987年2月，當時擔任貿工部長兼國防部第二部長的顯龍在一個選區集會上，回答了一個有關新加坡武裝部隊中的馬來人的問題。那個時候我們的國會議員面對馬來同胞的質問，為什麼武裝部隊中如空軍或裝甲部隊等敏感要職，總不見馬來族國民服役人員的蹤影。內閣決定將內情公開。顯龍說，萬一發生衝突，新加坡武裝部隊不想讓任何軍人因為對國家的忠誠也許同感情和宗教情結相排斥而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我們不希望任響軍人覺得自己不是為正義而戰，更糟的是，覺得自己不站在正義的一方。假以時日，當我們的國家認同感逐漸成熟，這個問題就相對地不那麼嚴重了。馬來西亞媒體認為這種說法暗示馬來西亞是新加坡的敵人，接著便沒完沒了地發表文章加以抨擊。

　　馬來西亞外長萊士雅了就顯龍的演說跟新加坡外長交涉。他說，在這件事情上，馬來西亞原本就是間「玻璃房子」，因為在馬來西亞武裝部隊和民事服務高層，華人只占很少數。他指出馬華公會清楚地瞭解這一點，也同意這個做法，因為馬來西亞政策的基礎就是由馬來人支配。在這個問題上，馬來西亞批評不了新加坡。然而公開談論這些問題，卻使巫統領袖面對國內很大的壓力，不得不對新加坡做出反應，因為馬來青的馬來西亞人很難不跟馬來裔的新加坡人站在一起。但是，新加坡卻從未對馬來西亞武裝部隊以馬來人為主導的政策提出批評。

　　不久後，在1987年10月，我在溫哥華共和聯邦政府首腦會議上遇見馬哈蒂爾。他說，他打算跟我合作進行的一切事項都出了問題，從赫爾佐克訪新時開始，接著出現了新加坡武裝部隊中的馬來人問題。然後是1987年4月，兩艘載著4名新加坡武裝部隊人員的突擊艇，誤入柔佛海峽的馬來西亞水域，闖進新加坡對岸一條稱為馬來河的小河，徘徊了20分鐘。馬來西亞提出了口頭抗議，懷疑他們在刺探軍情。我為他們所犯的錯誤道歉，但同時也指出這組人身穿制服，不可能在執行諜報任務。

　　馬哈蒂爾說，由於氣氛變得不利，他不能到新加坡來見我。他建議我們培訓幾個馬來飛行員，向馬來西亞的馬來人顯示我們絕對信任新加坡的馬來人，而且並未把馬來西亞視為敵人。他說，哪個政府不曾言不由衷呢？馬來西亞不就經常公開否認馬來西亞武裝部隊歧視華人嗎？他認為新加坡也應該公開否認在武裝部隊裡對馬來人有另一套政策。為了使新馬關係良好，他勸我說，新加坡在處理事情時，應該避免使馬來西亞的馬來人對新加坡馬來人的情況感到不滿。無論如何，這次會談在某種程度上有助於恢復雙方的融洽關係。馬哈蒂爾希望把吉打海岸外的浮羅交信島發展成為旅遊勝地，也為此向我求助，要求新航載送搭客飛人浮羅交怕。新航在日本和澳大利亞推出一個三天旅遊配套，卻並不成功。我告訴他，浮羅交信沒有基礎設施，根本無法同擯城或者附近的泰國普吉島競爭。他要求我跟達因詳加討論這些問題。

　　達因是馬哈蒂爾的親信，也是他在故鄉吉打州的多年老友。達因頭腦靈活，善於處理數字，辦事果斷，在出任財政部長之前，是個成功的商人。擔任財長期間，他倡導了多項政策，使馬來西亞經濟從國營企業轉型到以利潤掛帥的私人企業。沒有達因的積極推動，馬來西亞轉向自由市場政策的過程恐怕不會那麼廣泛而成功。達因是個精明的談判者，而且遵守協議。

　　替接班人清除障礙1990年卸下總理職務之前，我設法替接班人清除障礙。過去，販毒分子從新山乘火車到新加坡，沿途把毒品扔出窗外拋給在指定地點等候的同謀。因此，我在1989年就告訴過馬哈蒂爾，我們準備把關稅和移民辦事處從南部的丹戎巴葛火車站遷移到兀蘭長堤新加坡這一頭，在入境處檢查乘客。我可以預見到這個行動一完成，乘客必會在兀蘭下車，乘坐新加坡的地鐵、巴士或的士進入市區。馬來西亞人心裡一定不會高興，因為根據法律，鐵路經過的土地不再使用的話，就必須交還給新加坡。因此我向馬哈蒂爾建議，聯合重新發展有關的土地。馬哈蒂爾授權達國跟我談條件。幾個月後，雙方終於同意，丹戎巴葛、克蘭芝和兀蘭的三大塊主要地段將聯合發展，馬來西亞占60％，新加坡40％。協議要點在1990年11月27日簽署，就在我卸任前的一天。可惜的是，後來的事態發展顯示，我無法做到在解決所有問題之後，才把總理職位移交給吳作棟。

　　簽署協議三年後，達因寫信給我，說馬哈蒂爾認為有關協議不公平，因為它並未把武吉知馬一塊鐵道局地段包括在雙方共同發展的計劃內。我答覆說，協議是公平的，我給了馬來西亞三塊地段的60％而不是50％份額。那是我跟他之間談妥的協議，難以要求吳總理重新談判。

　　在馬來西亞成立之前、期間和之後，馬來西亞一再採取步驟，限制新加坡進人馬來西亞市場。他們規定徵稅與通過制定法律，減少或禁止馬來西亞人使用新加坡的港口、機場和其他服務，尤其是金融服務。他們指示本國銀行和其他借款人避免向在新加坡的外國銀行借錢，而是利用在吉隆坡或納閩（他們在沙巴州岸外一個小島上建立的避稅場所）設有分行的外國銀行。他們這麼做，反而促使新加坡加強了競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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