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56)_李光耀

五六

　　1990年後，我避免參與跟所有東盟國家政府包括馬來西亞的官方交往，以免介人吳總理的工作範圍。不幸的是，1997年1月，我在一場誹謗訴訟的宣誓書中，提到新山是「眾所周知經常發生槍擊、搶劫和攔截車輛洗劫」的地方。後來答辯人潛逃到柔佛並公開發表這些話，立即引起馬來西亞的抗議浪潮。

　　馬來西亞政府憤怒地要求我收回那一番話並致歉。我毫無保留地表示道歉。他們卻不滿意，要我從法庭文件中刪除那段文字。我覺得沒必要拒絕這麼做。我確實出言不慎，越了界。在一份簽了名的聲明中，我重複毫無保留的道歉，並表明已指示律師「把冒犯字眼從記錄中刪除」。馬來西亞內閣開會後宣佈接受我的道歉。可是，我們卻發現他們切斷了所有的雙邊聯繫，實際上凍結了雙邊關係。馬哈蒂爾也說新加坡一直要節外生枝。他以鐵道地段紛爭為例，指新加坡總是為難馬來西亞。一連串的抗議和譴責持續了好幾個月，就跟以往一樣，他們在抗議高潮時又威脅切斷我們的水供。

　　自1992年起，我們的海關與移民廳就一再跟馬來亞鐵道公司和馬來西亞移民廳協商，討論怎麼調整鐵道路線，以配合我們在兀蘭設置的海關、移民與檢疫站的事宜。馬哈蒂爾首相在1992年4月寫給吳總理的信上也確認了這一點。他說：「實際上，我們覺得兩國的檢查站都設在兀蘭，對雙方都更加便利。」然而到了1997年，馬來西亞卻來信說他們要繼續留在丹戎巴葛。

　　馬來西亞政府在1997年6月正式致函表明，他們改變了主意，決定把海關、移民與檢疫站全留在丹戎巴葛。新加坡在1997年7月回復說，馬來西亞的海關、移民與檢疫站不能留在丹戎巴葛，因為這將對兩國構成運作上的嚴重問題：這麼一來，乘客會在未離開新加坡國境之前，就先通過他們的檢查站進人馬來西亞。更甚的是，馬來西亞官員等於是在沒有新加坡官員在場授權的情況下在新加坡境內工作，他們其實並沒有執行任務的權力。

　　在1998年7月最後一刻的談判中，馬來西亞外交部官員第一次聲稱，馬來西亞擁有在丹戎巴葛執行海關、移民和檢疫工作的法律權利。我們要他們在三個月內出示法律文件作為論據。期限到來時，他們要求展延一個半月到1998年12月。

　　馬哈蒂爾首相在納米比亞所公開發表的言論，使事件更為棘手。當馬來西亞媒體向他展示較早的報道，顯示他的官員已寫信和提交文件給我們的官員，同意將馬來西亞的檢查站搬遷到兀蘭時，他說：「從我們的觀點來說，只是由兩個官員簽署的國際協議書（指協議要點）是不夠分量的。這樣的協定必須得到政府首長的同意，並獲得內閣和國會的認可。」（根據馬來西亞報章1998年7月28日的報道）他對法律的觀點很不尋常。馬哈蒂爾還補充說，馬來西亞不會把海關、移民與檢疫站搬到兀蘭，「這是我們的立場，我們會堅持這個立場」。糾紛公開後，新加坡外交部長賈古瑪在1998年7月國會復會時發表聲明，詳細敘述兩國政府的交鋒過程。

　　老一輩的巫統領袖不會忘記1965年年中，他們對我發動的那一場極盡辱駡恐嚇的炮轟行動。當時，他們因為我提倡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而對我進行人身攻擊，焚燒我的肖像，恫言要逮捕我。那個時候警察和軍隊都在他們的掌控中。但是我不曾屈服。後來，他們決定把新加坡趕出馬來西亞。如今，這一連串的炮火自然已不再是為了教訓我了。所謂「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我的年輕同僚都知道這些爭論的矛頭針對的是他們。但是，他們知道如果猶豫不決，他們的政治地位將動搖。

　　當議員在國會提出詢問時，吳總理和外長賈古瑪闡明了有關鐵道地段的事實，包括我和達因之間的協議以及之後的往來信件的內容。吳總理透露他已告訴馬哈蒂爾，協議要點是份正式文件，他不能修改其中的條款。然而在更大的合作框架下，包括長期水供，他可以修改協議要點。在接下來的熱烈辯論中，年輕一代的議員紛紛挺身發言闡明立場。社區領袖也清楚表明，對馬來西亞這種交友和左右鄰居的做法，他們都不以為然。

　　在交鋒期間，我在1998年9月16日，我75歲生日那天為《李光耀回憶錄》上冊主持了首發儀式。儀式舉行前兩個星期的星期日，新加坡報章開始刊載我敘述導致新馬分家事件的摘要，這又觸怒了馬來西亞的領袖。這些領袖和當地媒體猛烈地展開一連串的批評和攻擊，說我對他們的經濟困境「不敏感」，選擇在經濟出現問題的時候出版回憶錄。我也傷害了在60年代叱吒政壇的幾位主要人物的後代，尤其是其中兩位，敦拉紮克的兒子——教育部長納吉，以及賽加化阿巴的兒子——國防部長賽哈密。他們否認我敘述的事件屬實。我在一個記者會上回答詢問時說，我所列舉的事實都經過查證，所用的字句都經過斟酌，我以我的名義保證所寫的全是事實。

　　兩天后，9月18日，他們的國防部長賽哈密禁止新加坡空軍戰機飛過他們的領空，禁令即時生效。馬來西亞也決定為難從新加坡空軍基地起飛的新加坡軍機，使它們更難飛抵南中國海的訓練區。自1965年8月9日分家以來，新馬關係反反復複，從沒出現根本上的變化。馬來西亞要我們分家，只因為我們主張建設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他們要的卻是由馬來人支配的馬來西亞。一個人人平等的多元種族社會，在1965年無法讓巫統領袖接受，到了1999年，他們還是不願接受這樣一個社會。那一年5月，馬來西亞反對黨領袖林吉祥重提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這個概念。

　　馬哈蒂爾的反應很強烈，認為這種想法威脅到他們（馬來人）的種族意識，因為馬來西亞過去本來就被稱為「馬來人的土地」。兩個月後（1999年7月30日《海峽時報》報道），馬哈蒂爾表示，要是馬來西亞被迫實行西方所提倡的任人唯賢制度，政府為縮小各種族間貧富差距而推行的進程，就得無疾而終。政府通過新經濟政策，在經商和教育方面為馬來人提供援助，如今，很多馬來人都擔任要職，當上教授或大學校長。他說：「如果廢除新經濟政策，我敢肯定，馬來人和土著會成為勞工，無法像現在那樣，身居高職……許多土著將失去工作，他們的子女將無法考上大學，沒機會成為教授和講師。」此外，對於馬來族學生總愛選修馬來文和宗教學科，避開數理課程，馬哈蒂爾也表示遺憾。

　　馬哈蒂爾決意要調整各族之間的經濟均衡狀況。然而受金融危機襲擊時，許多馬來族企業家卻身受重創，因為他們都在股市和房地產市場蓬勃時期過度借貸，「只有馬哈蒂爾有勇氣告訴他的馬來公民（1999年8月6日《海峽時報》）：「過去，國家浪費了很多資源為不合格的人提供培訓，卻沒考慮到獲得機會的人的能力，或讓他們吸取足夠的經驗。正因為如此，我們所付出的許多努力，都白費了。儘管也有成功的例子，可是跟投下去的本錢不成正比……我們過去推行的兩個政策——國家經濟理事會的政策和新發展政策，主要是為了幫助地方土著商人，拉他們一把。現在，我們要培育的是世界級的企業家。」

　　1999年10月，馬哈蒂爾呼籲馬來西亞中華工商聯合會，協助那些在金融風暴過後身負巨債的土著公司，重建他們在國家財富中所占的份額。「土著商人因為對這一行不熟悉，需要承擔巨額貸款，所以損失慘重，迫使其中一些人在絕望之際把公司賣了給華商……（1999年10月13日《星報》）我們不僅要幫助這些商家，也要培養一批新的土著企業家，為了達到這個目標，我們阿請中華工商聯合會給予合作。」（1999年10月13日《海峽時報》）會長林源德回應道：「我認為這是公平的，作為一個多元種族國家的公民，強者應該幫助較弱者。」（1999年10月13日《海峽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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