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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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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3月,我在韓瑞生的陪同下,在分家後第一次訪問馬來西亞,以顯示雙邊關係改善。雙方討論並解決了處理貨幣局的剩餘基金和剩餘資產的問題。我們以公事公辦的方式進行談判。惟一的問題是,敦拉紮克會不時改變主意,已經談妥的事得從頭再來。 敦拉紮克在1973年回訪新加坡。他表示不想再讓雙方的貨幣可以交替使用。我同意他的決定。1973年5月,馬新證券交易所也分家,由新加坡股票交易所和吉隆坡證券交易所取代。雙方各自保持當時的掛牌公司。敦拉紮克對兩國關係的現狀感到滿意。在公開場合,兩國關係不是那麼密切,所以不會使他難以面對馬來基層;又不是有諸多恩怨,所以也不會使他的華人基層不高興。敦拉紮克說,他預見泰國和中南半島局勢動盪,會給新馬兩國帶來麻煩,因此雙方不應再製造問題,使局面難上加難。我同意他的看法。他擔心在下屆大選中可能得不到馬來西亞的華人基層支持,也擔心馬華公會得不到民眾的支持,問我能不能協助。我無言以對。原產品全面漲價,使他信心增強,也減少了他對新加坡表現比他們好而產生的妒忌心。 敦拉紮克邀我回訪。雙方關係還不錯,而且一直保持了3年。雙方靜靜合作,沒什麼嚴重歧見。後來我接到消息說,敦拉紮克患上白血病,多次飛往倫敦接受治療。從報章上的照片和電視上看到他一個月比一個月消瘦。他在1976年1月去世,我到他在吉隆坡的住家,向他致最後的敬意。 繼承敦拉紮克的是副首相胡先翁。1968年胡先翁當執業律師期間,敦拉紮克拉他進人政界。兩人是襟兄弟。 胡先翁的長相有別于典型的馬來人。他的祖母是土耳其人。他嗓音雄厚,以馬來人的標準來說,皮膚異常地白皙。他戴眼鏡,頭髮捲曲,身材比敦拉紮克更高大健碩。他處事認真,在正式會議上,總會把彙報資料放在面前,重要段落都以顏色筆整齊地畫上了底線。他認為不能單靠記憶,總會細讀彙報資料。跟我交涉時,他表現得坦誠和直率,能迅速地進人重點,這和敦拉紮克不同。我對他有好感。他跟我和敦拉紮克的年齡相同。他的父親拿督翁加化曾擔任柔佛州務大臣,是巫統的首位領袖;巫統是在1945年英國重回馬來亞及宣揚馬來亞聯盟概念後不久成立的。 胡先翁著手為兩國關係的發展掀開新的一頁。敦拉紮克葬禮舉行後幾個星期,他訪問了新加坡,表示要跟我建立起良好的個人關係,以便能討論與解決雙邊問題。我們單獨進行會談。我告訴他,我擔心馬來族共產黨人及其同情者滲透馬來西亞的大眾傳播媒體、激進的馬來學生會和工會領導層。我們坦率而毫不拘束地談論了馬來族共產黨人怎麼滲人馬來西亞媒體,沙末。伊斯邁及其集團的活動就是一例。此人早在50年代已是新加坡的馬共黨員。 在敦拉紮克掌權時期,沙末加人了巫統,成了《新海峽時報》和《每日新聞》的重要人物,拉攏了一批支持者。胡先翁同意這是個危險,不過認為貿然逮捕馬來族共產黨人和激進學生,必然會引起馬來基層的不滿。後來在1976年6月,內部安全局逮捕了沙末在新加坡的一個追隨者胡先。查希丁,他是新加坡《每日新聞》的總編輯。查希丁供認沙末和在吉隆坡的其他數名馬來新聞工作者是親共分子。馬來西亞政治部逮捕了沙末和他在吉隆坡培植的集團。儘管會失去一些人的支持湖先翁卻有勇氣採取行動,對付一夥親共的馬來知識分子。 胡先翁對新加坡有不少美好的回憶。1933年到1934年他在值落古樓英校上學,這期間我也是這所學校的學生。初上臺時,他顯得信心不足,看到我尊重他,稍感寬心。他為人誠摯,心地善良。同年,也就是1976年12月,我接受他的邀請,到馬來西亞訪問。胡先翁向我講解了馬來西亞的內部安全問題和泰馬邊境問題。我們也討論了經濟合作計劃。 兩國的關係起初不錯,遺憾的是,他不久後就受到柔佛州巫統領袖反新加坡情緒的影響。尤其是柔佛州務大臣奧斯曼·薩阿特,這個人是胡先翁所屬的州巫統的最重要領袖,他發自內心地討厭新加坡,並把這種情緒加在胡先翁身上。胡先翁向我轉達了奧斯曼的抱怨:我們以更高的薪酬吸引州內工人到新加坡工作,導致當地工廠員工短缺;在長堤新加坡這邊的兀蘭新鎮跟新山竟爭,影響了他們的生意。(到了90年代,當馬來西亞的貨幣跌至二林吉特兌1新元,新加坡人擁到他們那裡去購物時,他們又投訴我們導致物價飆升,影響當地人民的生活。) 胡先翁提到的州務大臣的指責中,最離譜的莫過於怪罪新加坡的養豬場排出廢物,污染了新柔海峽。新加坡在北部海岸的填土計劃則使他們鄭盾港地區南部海岸的馬來鄉村氾濫。我小心翼翼地解釋,在新加坡北部海岸進行填土,從水文學角度來看,根本不可能導致柔佛氾濫。污染海峽的豬的排泄物也不可能源自新加坡,因為所有的廢物,都被導人我們的河流,我們又已在河口築起堤壩形成蓄水池,具有嚴格的防污染措施,確保水適合飲用。胡先翁接受了我的解釋。 在經濟合作方面,我說,新加坡正在放棄簡單的製造業,發展使用更多機器生產增值更高的產品的工業,也大力發展服務行業,如修理飛機、工作電腦化等等。我們會樂於讓一些在新加坡勞工短缺的工廠搬到柔佛州。我們也無意阻撓巴西古當港口的發展。 儘管我和胡先翁的關係融洽,他們依然採取一系列他們認為能拖慢新加坡經濟增長的行動。首先是柔佛州政府禁止輸出沙和草皮到新加坡,後來馬來西亞政府也規定從1977年開始,柔佛州運到東馬的所有出口貨必須通過巴西古當,不能通過新加坡的港口。他們接著宣佈從1980年開始,馬來西亞港口之間的國內貨物運輸必須由本國船隻運載。儘管這些政策增加了馬來西亞消費者的成本,他們仍一意孤行。柔佛州領袖讓胡先翁相信,新加坡有意傷害柔佛州,阻礙柔佛州的經濟發展。他們甚至說服胡先翁在1979年1月告訴報界,為了把巴西古當發展成為港口,他正在考慮讓火車只開到柔佛州,不到新加坡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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