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52)_李光耀

五二

　　東姑大權旁落第二天，馬來西亞最高元首宣佈緊急狀態，中止國會。政府成立了一個以敦拉紮克為主席的國家行動理事會，根據政令來管理以恢復治安。東姑已大權旁落。理事會成立，標誌著東站時代的結束。這些暴亂改變了馬來西亞社會的本質。從那個時候起，馬來西亞成了一個公開由馬來族支配的社會。

　　吉隆坡的暴亂在新加坡的華人和馬來人社群中引起廣泛的不安，兩個族群都擔心鄰國的種族紛爭終會無可避兔地蔓延到新加坡。逃到新加坡的馬來西亞華人追述他們的親戚是怎麼地在馬來西亞遭受殘暴的對待。有關馬來西亞馬來人的兇殘行為，以及當地武裝部隊在處理問題時明顯偏袒的消息傳開來後，人們驚憤交加。我當時身在美國，要向耶魯大學學生演講，在那裡看到有關暴亂的報道。吉隆坡暴亂發生的那幾天裡，新加坡也發生了華人攻擊馬來人的事件。警方展開強有力的壓制行動，軍隊也出動了，檢舉了幾個被捕的鬧事者，及時制止了這種向無辜馬來同胞採取報復行動的毫無理性的行為。那些被檢舉的人都被控上法庭並判刑。

　　暴亂發生的4個月後，我到駐新加坡的馬來西亞最高專員0官邸拜訪東姑。他看起來很沮喪，那段慘痛經歷所造成的影響流露無遺。馬哈蒂爾醫生（當時是巫統最高理事會成員，後來成為首相）通過一封廣為流傳的公開信，攻擊他把國家出賣給華人。我感覺到，他希望新加坡態度友善，希望我們能影響馬來西亞的華人，使他們別對巫統領袖懷有敵意。我寫了張便條給我的同僚：「我擔心的，不是我們支持東姑會使我們失去國內非馬來族群的支持，而是這樣做的話，反倒可能會使東姑失去馬來人的支持，迫使他必須提早退休。」

　　一個星期後，林金山在吉隆坡跟敦拉紮克會面，他回來彙報說這次「再也看不到以往那種老大哥的姿態。如果巧妙地提出意見，不讓對方覺得我們是占了上風，他們是會接受的……我們盡可能再多支持他們一陣子，這是值得的」。我們擔心的是，東姑和他的所有溫和派成員會被真正的極端分子取代。馬來西亞的國際聲望猛降，敦拉紮克採取守勢。然而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關係卻改善了，這真是一大諷刺。他需要我們協助馬來西亞華人消除疑慮，安撫情緒。我們在新馬仍屬一家時所發揮的影響力，至今依然存在。分家後，由同一組編輯人員出版一份報章，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兩地發行的做法，依然持續。

　　但在1969年5月吉隆坡發生種族暴亂之後，《馬來前鋒報》更加親馬來人，對新加坡政府採取公開敵視的態度，把我們幫助國內馬來人的各種努力貶得一文不值。為了制止《馬來前鋒報》繼續在新加坡煽動種族情緒，我們於是修改條例，規定所有報紙必須在新加坡出版、在新加坡設立編輯部，才有資格申請在本地印刷和銷售的准證。《馬來前鋒報》關閉了它在新加坡的辦事處，也停止在本地發行。不久後，所有在本國出版的報紙，都不能在對方境內銷售。這個條例沿用至今。兩國政府都認識到，雙方的種族、語言和文化政策，都存在著根本的差異，在新加坡被當做正統的做法，對馬來西亞來說卻具煽動性，反之亦然。

　　到了1970年8月31日——馬來西亞的國慶日，東姑大勢已去，他宣佈準備讓出首相的位子。我替他感到難過。他不應該以這樣的方式下臺。15年來，他先擔任首席部長，然後擔任首相，期間付出很大的心血，把馬來西亞各種族人民團結起來，並領導國家在經濟和社會上取得進展。他應更光榮地退休。1969年的種族暴亂事件，粉碎了他竭力爭取快樂的馬來西亞的夢想。我本身對他有好感。他是位紳士，一位有自己的道義標準的舊時代紳士。他從來不會讓摯友失望。儘管他沒把我當做摯友，每當他來新加坡觀看賽馬，或是我到他養老的擯城去，我總會抽空探望他。最後一次見他，是1989年在擯城，他去世的前一年。當時，他看起來已經很虛弱，可是在我離開的時候，他還親自送到前門廊，送別時吃力地撐起身子，讓媒體為我們拍照。

　　1970年9月，敦拉紮克繼任首相，他跟東姑是截然不同的領袖。他沒有東姑的和藹可親與威嚴氣度，也比較優柔寡斷。1940年到1942年，我跟敦拉紮克同在萊佛士學院就讀。他是彭亨州一位酋長的兒子。在他們的階級社會裡，他深受馬來學生的尊敬。敦拉紮克身材中等，白皙的圓臉，平服的頭髮，看起來寡言、嚴肅。他頭腦靈活，勤奮，也是一名曲棍球好手，在人前總覺得不自在，除非是熟人。未分家之前，由於我們爭取的是同一批選票，他對我始終感到懷疑和不自在，大概覺得我會對馬來人的支配權和最高政治地位構成威脅。他比較喜歡跟吳慶瑞打交道，覺得自在些，因為他不把吳慶瑞當成競爭選票的對手。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之後，墩拉紮克對我的態度有了改善，我不再是他在選票上的競爭對手。

　　敦拉紮克和其他巫統的馬來領導人摒棄了東姑對待華族商人的方式，認為他的做法已經過時。嘗過了掌握全權的滋味，包括政治權力和軍事權力，他們現在毫不掩飾他們的經濟政策，在每個領域都是偏祖土著（他們視為「土地之子」的馬來原住民）的。他們推行了新經濟政策，以「根除貧困」，使「財富擁有權更平均」。目標是在1990年，根據條規和行政，讓馬來人擁有所有私人資產的30％，華族和印度族人口40％，外國人（主要是英國人）則減到30％。敦拉紮克也宣佈一套「國家思想」：所有人民不論種族應信奉神明，效忠最高元首和國家，維護憲法和法治，提倡道德修養，容忍和互相敬重，從而共同邁向一個公正進步的社會。

　　1970年8月，種族暴亂發生一年多後，他們取消所有尚未解除的宵禁，允許恢復政治活動。然而他們也擴大煽動叛亂的定義，包括反抗國家思想和馬來人的支配。敦拉紮克全神貫注地要把經歷暴亂創傷的國家納人正軌，並設法使他的新經濟政策充實完善。所以，我們過了幾個風平浪靜的年頭。然而我們仍時不時在大小事務上遇到問題。

　　1971年，因為不想年輕人學嬉皮士的榜樣，新加坡推行反對留長髮運動。凡是蓄長髮的男性，在政府部門櫃檯和所有入境處（機場、港口和新柔長堤），我們都會輪後服務。三名青年在烏節路停車場被當做私會黨嫌疑犯而遭逮捕，接受警方盤問，其中兩個是馬來人，一個是華人。他們被扣留了16小時，由警方理髮師把他們的一頭長髮剪短，然後釋放。巧的是，他們都是馬來西亞人。《馬來前鋒報》用顯著版位報道了這次事件，引起了小轟動。政府為這事件公開道歉。與此同時，在有關我們的海港以及兩國的聯合貨幣局和航空公司分資產的課題上，兩國的糾紛開始醞釀。

　　分家後不久，有報道說陳修信威脅要讓船隻繞過新加坡，著重發展馬來西亞的瑞天鹹港（後來改稱巴生港口）和按城。當時，馬來西亞有40％的貿易通過新加坡轉口，他形容這種做法「是過去殖民統治時代的陳跡」。之後，馬來西亞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減少通過新加坡進出口的貨物。1972年8月柔佛州馬來商會呼籲他們的政府，在新山附近的巴西古當港口一旦啟用後，便取消前來新加坡的火車服務。同年10月馬來西亞宣佈，從73年開始，所有從馬來西亞境內運到國內另一個地點的貨物必須在本國港口托運，到貨時才能免抽進口稅。換句話說，貨物通過新加坡轉運的話，就必須繳進口稅。他們也禁止木材出口到新加坡，使新加坡的三合板廠和鋸木廠受到嚴重的打擊。中斷了一些時日後，我們總算在印尼找到木材供應。

　　當時的財政部長韓瑞生是我手下最有耐心，也最講理的部長。他寫道：「馬來西亞對經濟合作的態度是既妒忌又瞧不起。他們相信，新加坡沒有馬來西亞就生存不了，新加坡的繁榮完全要依靠他們。儘管如此，他們卻感到十分懊惱，因為新加坡雖然幅員小又脆弱，進步程度卻出乎他們意料。」

　　成立委員會60年代末，新加坡發現馬來西亞成立了一個「S」（指新加坡）委員會，就一切同新加坡引起糾紛的問題協調處理馬來西亞的相關政策。主席是馬來西亞公共服務首長，其他成員有國防部、外交部和內政部的秘書長。我們也獲知，他們不時起用前行動黨親共被拘留人士如兀哈爾和詹姆斯。普都遮裡，以幫助他們瞭解新加坡的政策背後的想法。當我們聽到這個消息時，覺得「S」委員會帶有邪惡色彩。他們的動機何在其實不難揣測，在有辦法左右的經濟領域裡，他們總要設法遏制我們的經濟成長。

　　後來，到了胡先翁首相掌權時，新馬關係緩和些，我建議成立一個政府之間的委員會負責解決雙邊課題。1980年5月13日，他的外交部長利道丁在斯裡淡馬錫官邸跟我會面時說，他們早已有個「S」委員會來研究跟新加坡有關的問題。1986年10月，『它「委隕會再擴大範圍，同時研究跟印尼、泰國和文萊的雙邊關係，並改名為外交關係委員會。之後，馬來西亞公開地跟我們的官員談論外交關係委員會，以及它在處理雙邊關係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他們停止了』它」委員會陰謀詭計式的做法。

　　惟一對新加坡沒有偏見的馬來西亞部長是副首相伊斯邁。1971年4月，他以考察新加坡的建屋計劃為藉口，訪問了新加坡。我們談得很融洽。他要求彼此進一步合作。他告訴報界，意見分歧不應妨礙兩國進一步合作。在他的促請下，新加坡的國營貿易機構國際貿易公司於1971年簽署協議，要跟馬來西亞的國營貿易機構國家企業機構合作，進行第三國貿易。結果卻沒什麼建樹。他處境孤立。在其他巫統領袖當中占不了上風。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