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49)_李光耀

四九

　　憲法規定總統不能被控以任何罪名。萬一總統在受酒精影響下駕車撞死人，肯定要引起公憤。內閣幾次開會討論事態的發展，最終決定非要他在出院和恢復活動前辭職不可，否則國會將不得不廢黜他。元老級部長，尤其是拉賈拉南、巴克和我，為必須把高居如此顯赫地位的老同僚罷免而苦惱。對德萬·奈爾家人的處境，我們感同身受，但最後還是覺得別無選擇。讓他繼續留5任只會帶來更多害處。

　　待德萬·奈爾情況穩定下來，能夠明白自己所作所為的後果時，我和拉賈拉南在3月27日到新加坡中央醫院去看他。他猶豫了一陣子，然後答應自動辭職。

　　第二天，也就是28日，德萬·奈爾寫信告訴我：「大約一年前，我已經知道自己是一個積重難返的酗酒者。從那個時候起我才開始隱瞞真情。偶爾想向你吐露真情，但總是臨陣退縮。最後一次幾乎就要向你告自，是大約兩個星期前在我的辦公室同你見面時，當時我尚未啟程到古晉。我錯過最後一次吐露真相的機會，結果毀了自己。」

　　兩個星期後，德萬·奈爾在另一封寫於4月11日的信中說：「此外我還記得其他一些事情，包括啟程到古晉之前兩個星期在新加坡發生的一些怪誕行為。不過令我感到可怕的是，我無論如何都記不起大部分關於我在古晉如何行為不檢的報道的內容。然而它們必定是真實的，因為有幾個目擊者出面證明我做過那些事、說過那些話。令我更加感覺混淆的是，至少有兩個場合我記得很清楚，而報道所言跟我的記憶有出人。我不是一個愛說謊的人，可當時又有目擊者。或許其中一些目擊者在撒謊，我是傾向於這種看法的，但是不可能每個人都撒謊。以前人們總愛說某某人中邪，難道我是鬼上身了？又或者是『化身博士』在作怪？

　　「也許是腦袋受創了。幾乎可以肯定地說，我的腦功能一定是損壞了，損壞到什麼程度尚待分曉。損壞的部分有多少能夠治癒或恢復，同樣要日後才能知道。」

　　我有兩個角色得扮演：第一、身為總理，我有責任保護總統職位的尊嚴和新加坡的聲譽；第二、作為他的私交，我希望能挽救他。他在醫院住了幾天，過後我們把他送到樟宜別墅，協助他戒酒。他堅持要到印度「靜修」打坐，以印度教的方式治好自己。我不認為那種方法會使他復原，於是敦促他接受治療。經過拉賈拉南、巴克和另外幾個老朋友，包括當年在職總便和他交情甚篤的SR納丹（後來出任新加坡總統）一番苦口婆心的勸告之後，他總算答應到美國的卡倫基金會接受治療，一個月後似乎痊癒了。

　　德萬·奈爾堅持要我們發給他養老金。根據憲法，總統無權享受任何養老金。內閣決定基於人情撥出一筆養老金給他，條件是他必須不時接受政府醫藥小組的複診。巴克同德萬·奈爾談妥條件，並在國會提出有關決議。待國會通過之後，德萬·奈爾又回絕，並否認曾答應接受有關條件。政府始終沒有收回條件，德萬·奈爾因此老羞成怒。

　　一年半以後，他在《遠東經濟評論》1987年1月29日刊發表的一封信件中，說自己從來都不是個酗酒者。衛生部常任秘書把一封寫於1987年2月14日的信寄給德萬·奈爾和《評論》，上面有七名在1985年三四月負責處理德萬·奈爾病情個案的醫生的簽名，他們證實對德萬·奈爾的診斷結果是酒精中毒。從未有醫生對這個診斷結果提出相左的意見。

　　1988年5月，德萬·奈爾插手前副總檢察長蕭添壽被調查一案。後者承認獲得美國國務院官員保證在他需要的時候給予庇護。德萬·奈爾抨擊我說，這跟我在馬來西亞對抗馬來極端分子時，爭取國際支持的做法無異，言下之意是，當年如果遇上麻煩，我也會逃離馬來西亞。德萬·奈爾拒絕撤銷他的指控，我於是提出訴訟，並向國會提呈報告，包括德萬·奈爾酒精中毒的有關文件。

　　這些文件發表後，德萬·奈爾離開新加坡，至今不曾回來。過了11年，他在加拿大接受訪問時說，醫生對他診斷錯誤，並指責我吩咐醫生給他服用迷幻藥，使他看起來像個酗酒者。誠如納古連德蘭醫生所警告的，他會出現「性格改變」的現象。

　　在委任德萬·奈爾擔任總統方面，我錯在沒有調查清楚就想當然地以為他一切妥當。待他崩潰了，我向在職總跟他關係最親密的友人之一何思明詢問。也是議員的何思明證實德萬·奈爾在國會委任他出任總統以前就有狂飲的現象。我問他為什麼從來沒有提醒我，他回答說德萬·奈爾從來沒有因此昏迷過。要不是因為何思明愚忠而沒有提醒我注意存在這樣的風險，我們大家就不必經受那麼多的痛苦和難堪。

　　不過總的來說，德萬·奈爾在現代化的新加坡的建國歷程中功不可沒。60年代共產黨人抨擊行動党，他挺身為我們辯護；也是他倡導現代化的勞工運動，使職總成為舉足輕重的新加坡經濟建設的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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