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48)_李光耀

四八

　　一直到1990年，黃宗仁才以72歲的高齡卸下大法官的職務。我延長他的任期，讓他在曆歲的退休年齡之後繼續擔任大法官，因為合適的接班人還沒有著落。黃宗仁對法律了如指掌，在法庭裡威嚴十足地審理新案和上訴案件。他屬英國殖民地時代的典型大法官，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審判工作和最高法院的運作上，對初級法庭或整個司法制度的運作不太在意。由於訴訟案激增，高庭。初庭都堆滿案子。高庭的司法輪子緩慢轉動，工作越積越多，案件往往要花上四到六年的時間才受理。大部分案件由初庭處理，運轉幾乎一樣緩慢。

　　早在1988年，我就決定在1990年底卸下總理的職務。我知道接班的吳作棟跟法律界沒有什麼關係，要他決定合適的大法官人選恐怕會有困難。於是我在卸任前著手物色一個合適的人選來挑大樑。我分別跟每一位法官會面，要求他們按功績依次列出他們心目中的三個人選，但不包括自己。然後我又跟每位法官一起逐個評點法律界的人物。我們也考慮來自馬來西亞的傑出律師。四位法官——AP拉惹、古瑪拉三美、鄧立平和陳錫強推薦楊邦孝為首選，給予他最高的評價。

　　楊邦孝當時在新加坡規模最大的銀行華僑銀行擔任主席。1969年的吉隆坡種族暴亂過後，他放棄律師樓資深合夥人的地位，離開業務蒸蒸日上的律師樓，跟家人一起遷居新加坡，在這裡一家新開業的商業銀行擔任主席。

　　我們在劍橋法學院同窗三年，他的功課怎麼樣，我很清楚。1946年第一個學期的課程我沒上，於是向他借了聽講的筆記。那些筆記完整而井井有條，為我提供了清楚的課程概要。六個月後，1947年6月，我在第一年的法律考試中名列前茅，邦孝也一樣。我們倆回國後仍保持聯絡。60年代末，他受新馬兩地政府委任為新馬合資聯營的馬新航空公司的主席。華僑銀行在1981年讓他借調到負責管理和投資新加坡儲備金的政府投資公司，在那裡當董事經理。我在那個時候跟他恢復過去的密切來往。講解某項投資的不同選擇方案時，雖然他會表明個人的偏好，但是對每個方案的介紹卻都同樣透徹周詳，一絲不苟，謹嚴公正。這是擔任司法人員的重要品質。

　　我在1976年向他獻議，請他出任最高法院法官。他當時是華僑銀行的副主席，婉拒了這個獻議。1989年，趁著同他共進午餐時，我請他考慮出任大法官。我向他遊說，指出他已經登上新加坡最大銀行的最高職位，在那裡付出心血只能讓數千名雇員和更多股東受益。出任大法官的話，他卻能使執法工作追上時代，造福整個社會和新加坡的經濟。如果他答應的話，就必須先在最高法院擔任法官一年，重新融人法律界，然後才能出任大法官。他要我給他時間考慮。要是答應了，他的生活方式就會發生變化，還要蒙受金錢上的損失。他在銀行支取200多萬元的年薪，當法官的年薪卻少於30萬元，等於銀行薪水的七分之一。考慮了一個月之後，他接受我的獻議——是責任心驅使他這麼做。新加坡給了他第二個家。

　　1989年7月1日，我委任他為最高法院法官。1990年9月，黃宗仁大法官退休後，我正式任命楊邦孝為大法官。他在日治時期和馬來西亞種族暴亂期間吃過苦頭，對通過司法維持社會秩序有強烈的看法。他對多元種族社會的看法，對於應該怎樣去培養和治理這種社會，對處於這個區域的這樣一個社會應該以什麼態度對待法治的問題，跟我的見解沒什麼不同。

　　他明白要挑起新的工作重擔，從最初級的法庭到最高法院，那些過時的辦事方法必須廢除，重新制定新程序，才能迅速處理一切案件。我建議他親自到初庭走一趟，並同推事、地方法官一起坐下來，聽他們彙報工作情況，以便掌握這方面的第一手資料，同時評估他們的能力，抓緊制度的運作，並招攬更多人才。司法界必須重建工作紀律。有些律師向我投訴說，一些推事和地方法官把車子停放在限制區外圍地帶，以避免支付繁忙時間收取的小額收費。等限制時段一過，他們就休庭把車子開入市中心。司法制度的紀律不嚴，由此可見一斑。

　　事實證明楊邦孝是個出色的大法官。他為全體法官提供領導，為法律界開創了高尚的新風氣。「不消幾年，他改革了法庭和司法程序，使制度趕上時代，擱置待理的工作和案件因此減少，候審案件也更快得到處理。他修改條規和慣例，防止律師利用這類條例拖延案件的審理工作或使得審訊展期。為了應付日益增加的訴訟案，他建議委任更多的最高法院法官，同時根據工作量聘用更多的司法委員（執行法官職務的資深律師）。他挑選人手的方式公正而有系統：先同被視為法律界佼佼者的人會面，從中初選20個，然後請教當時在司法界服務的每一位法官和司法委員，參考他們對這20個人的看法——整體上的正直感、處理法律事務的能力和」司法方面的脾性「等等，接著才向總理推薦。

　　至於上訴庭法官的人選，他要求每一位法官和司法委員，從同行當中推薦兩個他認為最適合的人，但是不包括自己。楊邦孝最終推薦的兩個人選是他們同輩所一致認同的。所有法官和資深律師都清楚他挑選人手的方式，這種方式促使全體法官和司法委員的地位和聲譽得以提高。

　　他把資訊科技引人法庭，以便工作加速完成。律師現在大可以利用電腦把訴訟文件提交法庭並尋找資料。到1999年，新加坡的法庭聞名遐爾，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法官和律師，都慕名前來考察楊邦孝的改組成果。世界銀行向其他國家推薦這裡的初庭和高庭制度，作為它們學習的典範。

　　世界評級機構也給新加坡的司法制度打了高分。在90年代，瑞士國際管理與發展研究院出版的《世界競爭力年報》，年年在「社會人士對司法公正的信心」這一欄，把新加坡列為亞洲國l家之首。1997至1998年，新加坡名列同一欄目的全球十大排名榜，領先美國、英國、日本和大部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1995年，香港政治與經濟風險諮詢機構開始評價亞洲國家的司法制度，就這方面它一直把新加坡排在亞洲榜首。

　　在挑選總統的人選方面我就沒有那麼幸運。我從1954年起就和德萬·奈爾共事，並於1981年在國會提議推選德萬·奈爾怕任總統。1985年3月15日下午，有人告訴我德萬·奈爾出訪東馬沙撈越州的古晉時行為怪誕，令我十分驚愕。沙撈越的州政府醫生在3月14日撥電通知德萬·奈爾的私人醫生JA淡比雅，要他把行止有異的總統接回國。德萬·奈爾對每個女人都顯得情不自禁，包括在車裡陪同他的一位副部長的夫人、宴會上的女士和照顧他的護士等。他對她們不規矩，向她們提出猥褻下流的要求，撫摸和非禮她們。淡比雅醫生通知了新加坡醫藥總監之後，立刻飛往古晉，結果在那裡發現德萬·奈爾已經崩潰了，不能自已。他在3月15日陪同總統一起回國。

　　當天晚上九點左右，我在總統府的寓所會見德萬·奈爾夫人。我帶著內人芝一起去，因為她和德萬·奈爾夫人相熟，由她幫我向德萬·奈爾夫人披露這個不愉快的消息。第二天我通知內閣，文件說：「德萬·奈爾夫人聽說德萬·奈爾在古晉行為不檢而且精神崩潰後，態度鎮定，勉強壓抑住心中的厭惡和憤怒。她告訴我和內人，德萬·奈爾已經變了，說他時不時狂飲，而且過去幾個月來，每天晚上都灌下一瓶威士忌。她每晚提早把傭人打發回去，就是為了不讓傭人知道他喝得爛醉如泥，並經常在這種情況下毆打她。她早料到這樣的事情會在沙撈越發生，所以拒絕同行。

　　「在出訪沙撈越之前的幾個星期，德萬·奈爾常常一個人駕車離開總統府。他戴上假髮喬裝改扮，在沒有保安人員或司機的陪同下，獨自前往會見一個德國女郎。有一天早晨，德萬·奈爾夫人在他徹夜未歸之後，到樟宜別墅去查看，結果發現了空酒瓶、沾上唇膏痕跡的酒杯和一些香煙。德萬·奈爾也曾帶那個德國女郎到總統府的寓所共進晚餐。當德萬·奈爾夫人進行規勸時，兩人大吵起來，他還出手打她。他狂飲起來就控制不了自己，無法抑制自己的脾氣。」

　　新加坡七位最傑出的專科醫生給德萬·奈爾進行檢查和治療，最資深的一位是心理醫生R納古連德蘭，他在3月23日的一份報告中寫道：「他（德萬·奈爾）酒精中毒，特點是：喝酒多年，間歇性地不斷狂飲，對酒產生心理上的依賴，時不時喪失記憶力，間歇性地產生幻覺，性無能，性格改變，以及婚姻和諧受到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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