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43)_李光耀

四三

　　※14、拿起指揮棒

　　執掌政府和指揮交響樂團不無相似之處。少了賢能的班子，任何總理都成不了大事。指揮本人未必得是個出色的演奏家，卻至少必須對主要樂器。如小提琴、大提琴以至法國號和長笛，有足夠的認識，否則無從知道不同的樂器能奏出什麼樣的旋律來。我的作風是，委任最出色的人選掌管當時最重要的部門。

　　我和我所領導的內閣部長們維持著朋友兼政治同僚的關係，長達三四十年。當中有好幾個人是我在英國留學時就認識的，我們常常聚在一起討論馬來亞和新加坡的未來，之後大家回國，在工會和行動黨裡並肩爭取群眾的支持。對彼此、對共同奮鬥的事業，我們信誓旦旦。我們有堅定不移的政治信念，否則不可能冒險在同一個時候挑戰英國人和共產分子，後來又向馬來極端主義者宣戰。我們早期在一起奮鬥，常常好像就快被銳不可當的勢力所消滅，那時候我們就建立了最強有力的聯繫，這種聯繫把我們緊緊扣在一起。政策上有歧見我們從不外揚，只在內閣中討論，直到分歧化解並達成共識，我們才提出容易為人民所理解和接受的明確立場。一旦內閣做了決定，我們就努力貫徹到底。

　　我們知道彼此的優缺點，是一個搭配無間的組合。元老級部長如果對某件事情表示贊同，其餘的內閣成員通常不會有異議。我和同僚們關係融洽，能夠針對他們職責內的事務提意見而不至於引起不滿。他們知道，到頭來是我得站在選民面前，說服他們授權內閣連任，而我需要有能夠叫選民信服的理由。

　　執掌政府和指揮交響樂團不無相似之處。少了賢能的班子，任何總理都成不了大事。指揮本人未必得是個出色的演奏家，卻至少必須對主要樂器，如小提琴、大提琴以至法國號和長笛，有足夠的認識，否則無從知道不同的樂器能奏出什麼樣的旋律來。我的作風是，委任最出色的人選掌管當時最重要的部門。除了獨立初期防務吃緊以外，財政部一直在各個政府部門列居首位，而部長首選非吳慶瑞莫屬。居次的人選受委掌管重要性次之的部門。我把我的期望告訴有關部長，然後放手讓他們以自己的方式執行任務，遵循的是目標管理法。只要受委者足智多謀，碰到未能預見的新問題時懂得革新，這種管理法就能收取最大的成效。我只需要在政策問題上插手。

　　無論如何，我對各個部門的職務必須有足夠的瞭解，碰到認為重要的課題——剛起步的航空公司、擴建機場、交通堵塞。分散種族聚居地、提高馬來同胞的學業表現和法律綱紀等，便不時加以干預。有些干預行動舉足輕重，若不是我進行於預，也許兔不了要出亂子。畢竟政府行差踏錯，責任最終須由總理承擔。

　　任何企業只要能有增長和提供就業的潛能，我們就得加以扶持。在航空業方面，我懷疑馬來西亞有意使新馬聯營的馬新航空公司（MSA，簡稱馬新航空）分家。

　　東姑很不高興1968年9月，東姑告訴報界，新加坡獨佔了馬新航空的所有外匯收人，在吉隆坡又沒有設立工程和其他方面的設施，航空公司任用的新加坡籍職員人數，更是遠遠超過馬來西亞籍職員。這一切令他很不高興。

　　我通過報界做出答覆：雙方政府達成的協議指明，航空公司必須「根據有效益的商業原則」來經營。公司賺取的外匯根據所持股份派發了盈利給股東，設施和職員則反映公司的發源地，也就是新加坡。其實真正引起爭執的是，新加坡不願意經營一些不符合經濟效益的馬來西亞內陸航線——除非馬方願意承擔損失。

　　這場公開爭議發生時，正值英國對馬來西亞的防務承諾協議即將約滿的緊要關頭，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又尚未確定立場。加查利。沙菲為了這場爭執寫信給我。他是馬來西亞外交部常任秘書，辦事能力強，但失之浮誇，跟東姑和敦拉紮克關係親密。當年我跟馬方談判合併問題時，他幫忙解決了不少難題。我回信說，航空公司的問題本身其實沒那麼重要。

　　不過，雙方如果為此爭執下去，那將威脅到兩國的安全，因為英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將在12到24個月內決定在1971年之後採取什麼樣的防務立場。我建議他出手相助，使雙方政府能以一種全新的姿態和冷靜務實的包容態度來處理這個問題，以便鼓勵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三國在1971年之後繼續在這裡維持一定程度的軍力。加查利確實伸出了援助之手，使這場公開爭論得以降溫。航空公司找來雙方都能接受的新主席，照常營業。但是東姑顯然要馬新航空公司分家，讓馬方以自己的航空公司經營馬來西亞各州首府的航線。於是，我同意協助他們在吉隆坡機場設立修理廠，訓練他們的工人維修內陸航線使用的福克友誼型客機。

　　我特別留意馬新航空公司的問題。我知道這家聯營航空公司拆夥後，馬來西亞必會想盡方法避開新加坡。我們這個彈丸島國只有巴耶利巴國際機場和樟宜、登加、實裡達三個皇家空軍基地，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惟有走國際路線。早些時候我已吩咐公司管理層著手建立國際航空目的地。我和公司內的新方人物林振明經常會面。他當時擔任的職位是馬新航空行政與顧客服務署署長。為人穩重可靠，對航空業有透徹的瞭解，1971年獲升怕董事經理。他也知道馬來西亞想拆夥，使我們在馬來西亞境內除了吉隆坡以外，哪裡都飛不成。他為新加坡努力爭取更多地區的降陸權，以便日後經營有利可圖的國際航線。與此同時，他還得維持機師和員工的士氣，使他們對新加坡獨資經營，以新加坡為基地的航空公司有信心。公司的主席和董事經理無時無刻不l面對來自新馬雙方的壓力。

　　直到1972年10月，馬新航空分裂成新加坡航空公司和馬來西亞航空公司後，這種壓力才得以消除。我們雙方達成協議，馬航將包辦所有內陸航線，新航則接過；所有對外航線。1966年，我們取得香港的降陸權，1967年獲准在東京和悉尼l降陸，1968年在雅加達和曼。最重要的目的地要數倫敦，但是l英國不願意給新加坡降陸權。

　　我在1970年8月後程赴盧薩卡出席不結盟峰會前，向交通部常任秘書嚴崇濤問起跟英國談判允許新加坡客機在倫敦降陸的進展如何，他回答說很困難。我於是吩咐他把情況告訴全國職工總會秘書長德萬·奈爾。德萬·奈爾曾經建議，如果英方談判代表為難我方，他將發動機場工友職工會對英國海外航空公司的客機服務實行怠工，向英國施壓。我同意他的辦法。全國職工總會在巴耶利巴機場一展開對英國海外航空公司客機的怠工行動，英國最高專員阿瑟·德拉馬爾就到我的辦公室來見我。

　　我要求他說服英國政府做事公道一點，英國航空公司的客機既然可以順利在新加坡降陸，新加坡的航空公司沒有理由不能在倫敦享有同樣的權利。不出幾個星期，我們，便爭取到了在倫敦降陸的權利，正式開通倫敦一新加坡一悉尼這條世界主要航空幹線，為新航向國際發展跨出了第一步。也許因為當年愛德華。希思是英國首相，所以事情比較容易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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