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42)_李光耀

四二

　　通過這些事件，新加坡人才明白外國報刊不過是要向逐漸0擴大的新加坡英文讀者群兜售他們的刊物。他們不顧事實進行有爭議性的報道以便達到目的，當然不希望這些立論偏頗的文竟被糾正。當他們發現向我們施加壓力，我們也有能力反擊時，立論偏頗的報道就減少了。

　　1993年7月，英國頗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週刊發表文章，批評我們以官方機密法令起訴一名官員和一份報刊的總編輯與記者。我們去信週刊主編更正報道中的錯誤。週刊把信發表了，宣稱內容「幾乎沒有更動過，簡直是全文照登」。但是它卻故意漏掉一個關鍵性的句子：「政府不會默許任何觸犯官方機密法令的行為，也不允許任何人蔑視、挑戰，進而逐步改變法律，一如在英國發生的克萊夫。龐廷案件和彼得。賴特撰寫《捕諜者》那樣。」

　　這正是全信的要點。我們不準備任由本地新聞界引用先例來挑戰，進而逐步修改管制官方機密的條例。英國新聞界就是利用了以下兩起事件而得逞：公務員克萊夫。龐廷透露有關阿根廷戰艦「貝爾格拉諾號」在福克蘭群島戰爭中被擊沉的機密資料；軍情6處（M6）官員賴特出書，觸犯了保密條例。我們致函《經濟學家》主編，要他補登被刪除的句子。他含糊其辭避開正題，拒絕補登。我們宣佈把它的發行量限制在7500份，並清楚表明會進一步逐漸削減這個數字，同時公開雙方的來往書信。《經濟學家》這才發表我們的原信，包括上述句子。隔了一段合理的時間，我們便撤銷限制令。

　　除了在媒體對抨擊我的文章做出答覆，我也隨時準備跟批評我的人當面對質。1990年，倫敦《泰晤士報》的伯納德。萊文撰文對我進行猛烈的抨擊，同時批評新加坡的司法制度。他指責我「治國不當」，「瘋狂地決意阻止任何人在他的王國裡違抗他」。要在英國，一個認識我的人不多又沒有我的選民的國家起訴萊文，將是毫無意義的事。我改而寫信邀請他針對這些指責，跟我在倫敦來一場現場直播的電視辯論。萊文的主編回信說沒有電視臺會感興趣。為防這一招，我事先已經致函友人英國廣播公司主席馬默杜克。赫西，他答應騰出半小時的節目時間和提供一位中立的辯論主席。

　　當我告訴《泰晤士報》英國廣播公司有此獻議後，該報主編代萊文打了退堂鼓，辯稱我應該通過萊文抨擊我的同一個媒介，即《泰晤士報》，做出回應。我去信對萊文不肯同我當面對質表示遺憾。《泰晤士報》拒絕刊登這封信，我於是在英國日報《獨立報》買下半版的廣告版位把它登出來。英國廣播公司世界新聞節目訪問我時，我說：「在我的國家，提出指責的人如果不肯面對他所抨擊的對象，就什麼都不必說了。」萊文從那個時候起，再也沒有寫過任何關於我或新加坡的文章。

　　另一回我一口答應接受評論員威廉。薩菲爾的錄音訪問。薩菲爾向來敢怒敢言，多年來不斷譴責我和薩達姆·侯賽因一樣是個獨裁者。1999年1月，趁我們倆都在達沃斯，他接連向我發問了一個小時，之後根據這次訪問，在《紐約時報》撰寫了兩篇文章，還把訪問內容一字不差地上載到該報網站。本地報刊轉載了他的文章。上網閱讀訪談全文的有美國人，也有其他國家的人士，從他們留下的評語記錄判斷，我在訪談中並未處於下風。

　　如果我們不站起來回應外國媒體的抨擊，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記者和學者們，便會相信自己的領袖不敢辯駁或辯不過人家而不再尊敬我們。

　　資訊科技、衛星轉播和互聯網的日新月異使西方媒體網絡有機可趁，能夠把他們的報道和觀點向本地觀眾大量灌輸。那些嘗試阻止人民使用資訊科技的國家必定會吃虧。我們必須學習處理這些排山倒海般無休無止地湧來的資訊，確保新加坡政府的觀點不被西方媒體所掩蓋。繼貨幣危機之後，1998年爆發的印尼騷亂和馬來西亞不靖，就是很好的例子，說明了外國電子和印刷媒體網絡在這些國家的內部爭論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們必須想辦法確保新加坡政府的聲音不會在眾說紛紜中被淹沒。新加坡人一定要知道政府在大事上的正式立場，這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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