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39)_李光耀

三九

　　※13、政府和媒體

　　如果我們不站起來回應外國媒體的抨擊，新加坡人民，尤其是記者和學者們，便會相信自己的領袖不敢辯駁或辯不過人家而不再尊敬我們……我們必須想辦法確保新加坡政府的聲音不會在眾說紛紜中被淹沒。新加坡人一定要知道政府在大事上的正式立場，這是很重要的。

　　1959年至今的40年裡，新加坡報界已經逐漸脫離殖民地政府所制定的標準。我們通過設定界限做到這一點，這些界限主要是為我們的英文新聞從業員而設的。過去，《海峽時報》集團的新聞從業員深受擔任他們上司的英國主編和記者的影響。多年以後，在80年代人行的年輕一代新聞從業員，才意識到新加坡的政治文化和西方的標準不同，現在是這樣，將來也不會改變。不過，新加坡的新聞從業員跟美國的報刊有所接觸，並受到它們的報道風格和政治態度的影響，美國媒體對當權者總是抱著猜忌和懷疑的態度。華文報和馬來文報就沒有遵循西方媒體的模式。它們的作風向來是對所認同的政策給予建設性的支持，不認同則有分寸地表示反對。

　　跨入80年代，不到40歲的新加坡新聞從業員都是從相同的新加坡學校畢業的。但是英文、華文和馬來文報界之間的差異仍然存在，三者之間的文化差距並未彌合，從各報的社論標題。對新聞和讀者來函的選擇，可見一斑。受華文教育的讀者和受英文教育的一群，對政治和社會抱著不同的觀點，前者把群體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

　　英文大報《海峽時報》在英國人當老闆的時候，公開為英國人的利益服務。英國商行經常光顧它，給它大量的廣告生意，殖民地政府也常常提供新聞和刊登官方通告，讓它賺錢。沒有一份本地英文報的發行量和影響力及得上它的萬分之一。

　　華文報卻必須自力更生。辦報的華族富商利用報刊謀求自己的利益。為了吸引讀者，他們大肆報道關於中國、華文教育和文化以及在中國爆發的戰爭之類的新聞。兩大華文報，《南洋商報》和《星洲日報》，為兩個華裔豪門所出版，報刊編輯是右派投機分子，在他們手下辦事的年輕華裔記者卻以左派人士為主，好些還是共產黨的幹部。

　　華文、泰米爾文和其他語文的本地報刊，都是從讀者的族群利益出發的，並無新加坡意識。以阿拉伯文（爪威文）出版的馬來文報《馬來前鋒報》，則充當泛馬來人和印尼人民族主義的宣傳工具。

　　《海峽》幾乎從一開始就非常仇視人民行動黨，認定黨內非共領導層是口操華語的共產分子的特洛伊木馬。《南洋》、《星洲》和好幾份華文小報鼎力支持行動黨，是因為它推行左派政策，同共產黨站在同一戰線上。有許多華文報的新聞從業員是親共分子。《前鋒報》不曾因為我們同講華語的共產分子關係密切而加以排斥，依然友善相待，原因是該報東主，也是總編輯兼董事經理的優素福。伊沙克和我有私交，並委任我為《前鋒報》的律師。優素福後來當上新加坡首任總統。報界聲稱他們是維護真理和言論自由的守衛者，我個人早年在新馬兩地的經驗影響了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新聞自由其實是報社業主為謀求個人和階級利益而鼓吹的自由。

　　在1959年5月舉行的第一屆新加坡自治邦政府大選迫近時，《海峽》對行動黨的抨擊變得益發猛烈，目的是要阻止我們當選成立政府。我們決定迎頭反擊。拉賈拉南曾經擔任《海峽》的主筆，他證實了我們的看法，《海峽》的確是為英國人的利益服務的。該報由一個身材魁梧，長得像個惡棍，但是辦事能力強的英籍報人比爾。西蒙斯主管。我公開表示要同該報對抗，並恫言行動黨倘若在該報處處作對的情況下仍舊獲勝，事後必會跟他們算這筆賬。西蒙斯對此不敢掉以輕心。報社開始進行籌備，萬一被我言中，行動黨獲勝，編輯部人員在大選一結束就會遷往吉隆坡。我在4月中旬離投票日還有兩個星期的時候開出了第一炮：《海峽時報》編輯部人員將會抱頭鼠竄，跑到吉隆坡去，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我逐一列出他們的洋記者的報道，其偏見可謂已經到達明目張膽的地步，同時我也發出警告，他們如此猛轟行動黨，我們日後會同樣猛烈地予以回敬。

　　第二天，拉賈拉南緊接著在英文報《新加坡虎報》發動另一輪攻勢。該報創辦人是以虎標萬金油（一種止痛止癢的萬應藥膏）馳名的華族百萬富翁胡氏兄弟。《虎報》決定改變立場，跟行動黨為敵。原本擔任該報副總編輯已有五年時間的拉賈拉南，被令改變辦報方針或另謀高就。他選擇了後者。

　　我說，我們必須容忍本地人創辦的報刊批評我們，我們接受他們善意的批評，因為這些人終究得留下來自食改變辦報方針的苦果。「管理《海峽時報》的候鳥之輩」卻不然。他們會逃到馬來亞，然後從那裡大聲嚷嚷，要為新加坡的新聞自由赴湯蹈火，死而後已。他們利用《海峽》最資深的本地職員歐亞裔人士萊斯利。霍夫曼反駁我的言論：「我不是什麼候鳥。我對這份報紙的辦報方針和編輯內容負責，並且準備留在新加坡，即使李先生和人民行動黨當政，即使他們利用公安法令對付我……我的家還是在新加坡。」

　　話倒說得挺勇敢，但是在投票日前夕，霍夫曼已經動身到吉隆坡。在這之前幾天，他在國際新聞學會于西柏林召開的常年大會上致詞時說，我發出的威脅是「一群被權力沖昏腦袋的政客的大發作」。他揚言《海峽》是由「生於斯、長於斯，真正有民族主義情操和忠於他們國家的馬來亞人撰稿、出版和控制的」。他知道這裡頭沒有一句真話。他呼籲國際新聞學會「一勞永逸地制止某個公然表示要管制新聞自由的政黨想要爭取民眾支持的用心」。可這正是我們有權爭取的地方——尋求全民表決授權我們去嚴厲對付報界的外來利益團體，而這裡涉及的是殖民主義者的利益。我們公開主張報刊不能由外國人擁有。

　　西蒙斯前來求和我們在大選中告捷。《海峽》的東主和高級編輯一併遷移到吉隆坡，證實了我們的論點：他們是膽怯之輩，目的是要維護英國的利益，根本不是要捍衛新聞自由或獲取資訊的權利。新加坡在1965年獨立後，《海峽》遷回這裡，它的立場出現180度的轉變，不但不反對，反而支持行動黨，我卻未曾因此而對它稍微敬重。當馬來西亞的親馬來人政策迫使《海峽時報》集團把吉隆坡的業務出售給當地執政黨巫統時，是行動黨政府允許英國股東繼續在新加坡出版報紙和保有報章的控制權。

　　西蒙斯前來求和，《海峽》的經營方針從此改為純粹從商業角度出發，不再具有任何政治動機。萊斯利。霍夫曼沒有返回新加坡，而是定居澳大利亞。我希望新加坡報業有所競爭，因此鼓勵其他報社成立。有好幾家嘗試過，但是都以失敗收場。英國百多年的統治為《海峽》製造了壟斷市場的條件。《虎報》在60年代結束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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