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38)_李光耀

三八

　　我們成立了一個徙置署，應付徙置過程中涉及的爭論不休和討價還價的問題。無論小販、農民或家庭小工業者，他們永遠不喜歡搬遷和轉行。這是個有政治風險的任務，非得小心並採取。恫情的態度處理不可，否則在來屆選舉中會失掉很多選票。我們成立了一個由官員和受影響選區的議員組成的委員會來控制局面，以便減少政治上的不利影響。

　　徒置農民最為棘手。我們定下了賠償率，根據的是農場建築的面積、農場範圍內鋪上混凝土的空地面積、果園裡的果樹數目和魚塘數目。隨著國家經濟繁榮，我們提高了賠償額。但是連最慷慨的賠償也不夠好。上了年紀的農民不曉得該怎麼辦，也不會使用賠款。他們不得不住進組屋，對過去給他們提供了免費糧食的豬、鴨、雞、果樹和萊地懷念不已。甚至在被安排搬遷到建屋局新組屋區15到20年後，許多人依然投票反對行動黨。他們認為行動黨政府摧毀了他們的生活方式。

　　1987年11月，我欣然主持加冷盆地和新加坡河的清河紀念儀式。這兩條水道一直是新加坡市區的天然下水道。我頒發金牌給執行計劃的官員，表揚他們的成就。之後，我們建了八個新港灣蓄水池，其中一些用做划船和消閒釣魚的場所。每天能收集到的食水猛增到1.2億加侖。每一項成功的工程都由一個能幹和富有獻身精神的官員指揮，他們出身於相關的專業，應付新加坡的獨特難題時懂得學以致用。沒有李一添，新加坡不可能會變得這麼乾淨和翠綠。我概括說明了概念上的目標，他必須研究出可行的解決方案。後來他升任公務員首長。

　　1993年溫斯敏到新加坡河釣魚，真的釣到了一條。河流清潔了，人們的生活素質也有所改變。全島各地的地價都大幅度上升，尤其是在市區與河流和水道附近的地段。我們向印尼買沙，覆蓋了加冷盆地沿岸的泥土。如今人們可以在加冷盆地曬太陽和滑水。在河畔，共管式公寓取代了難看的小船廠。新加坡河兩岸都鋪設了人行道，河邊的舊店屋和貨倉翻新了，成為餐館、咖啡座、商店和酒店。人們在河畔飲酒用餐，華族的傳統駁船晚上停靠在河邊，也成為露天用餐的地點。對那些仍然清楚記得新加坡河作為下水道的人們來說，這一切改變有如一場夢。

　　從一個城市的植物可以看出它的污染程度。失修的汽車、巴士和柴油羅厘噴出過量廢氣，灌木蒙上黑色的煙灰粒，就會枯萎凋謝。1970年的秋天，我在波士頓看見車輛沿著前往加油站的方向大排長龍，感到詫異。司機告訴我，當天是讓車輛更換下一年執照的最後一天。要更新執照，車輛必須給經授權的加油站進行檢查，看看是否適宜在路上行駛。之後，我決定在總理公署設立防止污染組。我們在繁忙公路兩旁安裝監察儀器，測量車輛排出的塵埃、油煙的濃度和二氧化硫的含量。在其他城市，經濟情況較好的人可以搬遷到乾淨和翠綠的郊區，遠離城市受污染的地帶，新加坡的土地面積卻迫使我們在同一個小地方工作、消閒和居住。所以不論是富人或貧民，我們都必須為他們保護環境，保持清潔和優雅。

　　1971年我們在裕廊鎮的中心開闢了飛禽公園，四周是數以百計的工廠。當初如果不堅持和保持嚴格的防止污染標準的話，來自世界各地的飛禽就不可能在裕廊繁衍成長。我們也在裕廊工業區內進行綠化，在發出證書允許工廠開工以前，要求它們美化廠區並植樹。

　　儘管新加坡已經解決了國內主要的空氣污染問題，可是，在1994年和1997年，蘇門答臘和婆羅洲發生森林大火，煙霧籠罩了整個新加坡和它的周圍地區。大火是因為種植園公司在砍伐寶貴的木材之後，放火燒掉其他樹木，以便清理土地來種植油棕和其他農作物而造成的。在乾燥的季節裡，大火能連續燒上幾個l月。1997年年中，濃厚和有毒的煙霧籠罩了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和菲律賓，導致機場關閉，數以千計的人病倒。

　　舊時的新加坡也遭受車輛和諸如建築工地打樁，以及露天娛樂活動的揚聲器、電視機和收音機傳出的噪音污染。我們按部就班地慢慢實施新條例，促使人們把音量放低。最危險最吵鬧的是華人的習俗，在農曆新年期間放鞭炮。人們受到嚴重的灼傷和其他傷害，尤其是兒童。木屋經常失火，甚至整個非法木屋村化為灰燼。1970年華人農曆新年的最後一天，發生了一場規模極大的火災，五個人喪生，許多人受傷。我決定明文規定放鞭炮是犯法行為，禁止了這個長期延續下來的華人喜慶傳統習俗。兩年後，兩個沒有武裝的警察試圖攔阻一群人放鞭炮，卻遭到殘酷毆打。於是我完全禁止鞭炮進口。當我們住在10層20層高的樓房時，各種不適合高樓生活方式的傳統習俗都必須停止。

　　60年代，城市重建的步伐加快。我們致力於重建陳舊的市中心，歷史不斷地被抹掉。到了1970年底，我們對這樣的做法深感不安，於是在第二年設立古跡保存局，負責確認和保存在歷史、傳統、考古、建築設計和藝術性等方面，對新加坡歷史來說具有意義的建築物，其中也包括行政、文化和商業建築物。這些建築物包括老舊的華人廟、印度廟、伊斯蘭教堂、聖公會和天主教堂、猶太教堂、19世紀傳統華族建築物以及在舊行政中心的前殖民地政府辦公樓。過去殖民地時期英國總督辦公的總督府，是目前總統和總理辦公的地方，已改稱為總統府。

　　我們設法保留新加坡獨有的特色，使得新加坡人能夠飲水思源。值得慶倖的是，我們沒有拆除牛車水、小印度和甘榜格南的歷史區，後者是前蘇丹皇宮所在地。新加坡河畔的舊建築物也保留下來。

　　早自70年代，新加坡就開始禁止一切香煙廣告，主要目的是防止年輕人染上危險和令人討厭的煙癮。我們逐步禁止在所有公共場所吸煙——電梯、巴士、地鐵車廂和地鐵站，最後是所有冷氣辦公室和餐館。加拿大人有什麼行動我就跟，因為他們是這方面的開路先鋒。美國人遠遠落在後面，因為他們的香煙製造業力量太大了。

　　我們每年也舉行「無煙周」。「無煙周」開展的時候，我在電視上追述了個人的經歷。我原來每天大約抽20支煙，1957年參加三個星期的市議會競選活動，聲音啞了，選舉結果宣佈時，我連憾謝選民的話也說不出來。既然控制不住煙癮，我決定非戒掉不可。起初的兩個星期很不好受。進入60年代，我對煙高度敏感，禁止人們在我的冷氣辦公室和內閣會議室吸煙。幾年下來，多數部長都不再吸煙。拉賈拉南和巴克始終煙不離手，內閣開會，他們總會溜開10分鐘左右，到戶外走廊過煙癮。

　　我們鍥而不捨地跟香煙鬥爭。美國煙草公司的財力和打廣告的資金雄厚，成了禁煙運動的強大阻力。儘管老一輩煙客已經減少，但是年輕人，包括少女，仍然沉溺於吸煙的惡習。這場鬥爭我們輸不起。

　　受到美國大肆嘲笑的一項禁令，是禁止香口膠。早在1983年，國家發展部長便建議禁止香口膠，因為人們把吃過的香口膠塞進大門和信箱的鑰匙孔，或粘在電梯按鈕上，也有人把它隨意吐在地上和走廊上，打掃的開支因此增加，也損壞清潔設備。起初我認為禁止未免太嚴。然而接著便發生了破壞分子把香口膠塞進地鐵車門的傳感器，地鐵服務受到干擾的事件。那時我已經不再擔任總理，吳總理和其他同僚在1992年1月決定禁止。多位上過美國大學的內閣部長說，有人吃過香口膠之後，隨手把它粘在大學講堂座位底下，粘上就清除不了，使座位髒得不得了。香口膠被禁止後，情況大大改善。在商店裡的存貨都搬清後，地0鐵站和地鐵車廂的香口膠問題已微不足道。

　　派駐新加坡的外國通訊員找不到涉及貪污和其他營私舞弊行徑的大醜聞來報道，於是便報道新加坡經常落力推行這類「勸人向善」的運動，冷嘲熱諷，說我們是個「保姆之邦」。他們可以笑我們，可我深信最後開懷大笑的人會是我們。要是沒有做出這些努力，勸人民改變陋習，新加坡的社會就會更不文明、更粗野、更沒有教養。新加坡過去算不上是個有教養的文明社會。我們準備在最短的時間內爭取實現這個目標，對此並不感到慚愧。我們先教育和規勸人民，待多數人都接受了，我們就通過立法懲罰叛逆的少數人。新加坡有了一個更加信人的居住環境。如果這就是所謂「保姆之邦」，我倒要為促使它的形成而感到自豪。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