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37)_李光耀

三七

　　大自然並不鍾愛新加坡。在新加坡生長的青草，不能像在新西蘭或愛爾蘭的那麼青翠茂盛。應我的要求，1978年，一位澳大利亞植物專家和一位新西蘭土壤專家，前來研究新加坡的土壤後提呈報告。我讀後興致勃勃，決定召見他們。他們告訴我，新加坡是赤道雨林地帶的一部分，一年到頭陽光強烈，雨水很多。樹木被砍伐之後，大雨把土壤表層沖走，也把養分沖掉。草要長得青翠茂盛，非得經常施肥不可，最好是用不容易被沖走的混合肥料，外加石灰，因為新加坡的土壤酸性太強。管理人員根據這個意見在總統府的草地上進行試驗，草果然碧綠起來。我們用同樣的方法處理所有學校的操場和其他體育場，結果是蔫黃的草坪和足球門柱旁一塊塊寸草不生的泥地都變成翠綠一片。整個城市逐漸綠化。在70年代，一位前來參加國慶酒會的法國部長興高采烈地以法語向我道賀。我不會說法語，卻瞭解「verure」這個詞的意思是青翠。美麗的綠化城市把他給迷住了。

　　當時多數亞洲國家甚少或根本不注意綠化，新加坡卻與眾不同，而且採取嚴厲的措施對付走散的牛羊，這成了1969年門月美國《展望》雜誌報道的新聞。香港新聞處處長大感興趣，前來訪問之後宣佈，他將根據新加坡的經驗，建議香港舉行為期兩年的反亂丟垃圾運動。

　　共和聯邦總理會議定于1971年1月中舉行之後，我號召官臨們再加把勁，以便使客人對新加坡留下更好的印象。我們為所有的服務行業從業人員，包括店員、的士司機、旅館和餐館工人舉行了說明會，要求他們儘量在我們的客人面前表現得有禮和友善。他們對此都有很好的反應，而來訪的各國總統、總理和他們的隨員的反應也非常好。於是，新加坡旅遊促進局展開一個有禮服務的運動，鼓勵售貨員和其他服務行業的從業員為顧客提供有禮的服務。我決定干涉。如果我們的服務業從業人員只對旅客表現得彬彬有禮，對國人則不然，那是很荒謬的。我召集了國防部、教育部和全國職工總會，通過它們分別向國民服役人員。50萬名學生和數十萬名工友傳達一個信息：我們必須把講禮貌當做我們的生活方式，只有這樣，新加坡才會成為一個人人都生活得更加愉快的社會，而不單是為了旅遊業。

　　最大的好處是東盟領袖決定不讓新加坡專美而競相為自己的城市展開綠化計劃。70年代，還沒出任馬來西亞首相的馬哈蒂爾醫生曾經在新加坡總統府別墅住過，他問我為什麼總統府的草坪會那麼綠油油的。成為首相之後，他把吉隆坡綠化了。70年代末，蘇哈托總統在雅加達推行同樣的計劃，馬科斯總統在馬尼拉這樣做，他甯首相也使曼綠化了。我鼓勵他們說，他們的國家氣候也不錯，而且有更多的樹木可供選擇。

　　綠化競爭有積極意義對本區域來說，再沒有其他作業比綠化的收益來得大。我們同鄰居互相競爭，設法使綠化工作做得更好，讓花卉長得更茂盛。綠化城市的競爭有積極意義，使大家受惠，對提高人民士氣有好處，對旅遊業、投資者也有好處。有好多領域的競爭不但有害，甚至是致命的。所以與其在其他領域競爭，不如爭相成為亞洲綠化最好最清潔的城市。

　　1971年11月的第一個星期日，我們開始舉行一年一度的植樹日，所有國會議員、民眾聯絡所和它們的領袖都參與。自那以後，每年的植樹日我們都進行植樹活動。11月種下樹苗，雨季在這個時候開始，澆水的工作少之又少。

　　由於喬木、灌木和匍匐植物的品種不夠多，我派研究人員到熱帶和亞熱帶地區的植物園和公園考察，挑選亞洲、非洲、加勒比海諸島和中美洲氣候相似的國家的植物新品種，把許多自然開花的植物和樹木的新品種帶回來，在新加坡的氣候和土壤條附下試種。有時我們會大失所望。來自加勒比海諸島的樹木原本會自然地開出美麗的花朵，到新加坡卻不開了，因為這裡沒有它們所需要的涼快的冬天。來自印度和緬甸的樹木在新加坡不常開花，因為這裡跟它們生長的本土不一樣，每年在不同的季候風季節之間沒有長期的旱季。

　　新加坡的植物學家到世界各地收集樹種，引進了8000個不同的品種，但是只有2000多種能在新加坡繁衍生長。他們在全島各處種植這些生命力較為堅韌的品種，使我們的綠陰更加多姿多彩。執行我的綠化政策的一個主要人物是能幹的官員黃堯。這個造林學出身的馬來西亞人，原本打算在馬來西亞的橡膠園和油棕園工作。他利用專長，為我們解決了種種問題，包括在路邊種植喬木、灌木和其他花草，以及在市區裡辟設公園和鋪設公園連道。面對我接連不斷的便函和永無止境的要求，他勤奮地一一回應，而且還成功地推行了其中的許多計劃。他的接班人蔡善英的專業是農學，卻成為一名樹木專家，表現也一樣好。

　　每逢我出國幾個星期後回到機場，驅車沿著東海岸公園大道進入市區，看到蒼翠的樹木、棕櫚、綠油油的青草和繁花似錦的灌木，我就意氣風發、精神抖擻。在我推行過的所有計劃之中，綠化計劃的成本效益最高。

　　我們之所以非使新加坡清潔不可，一個不得已的原因是，新加坡必須盡可能收集每年95英寸的雨水。我要求土木工程出身的防止污染組主任李一添制定計劃，修築堤壩把所有小河與溪流的水攔截起來使用。這項計劃花了約十年的時間才落實。他必須使來自住家和工廠的所有污水全部流人陰溝，只允許屋頂、花園和空地的乾淨水流進明溝，再流進被攔住的河流。到了1980年，每天能收集到6300萬加侖的水，約相等於當時新加坡每天用水量的一半。

　　雄心最大的計劃是清理新加坡河和加冷盆地，把魚兒引回這兩條河。1977年2月我最初公開提出這個建議時，許多人，尤其是工業家問道：「幹嗎要清理？梧槽水道（它注入加冷河）和新加坡河向來都是髒兮兮的，這是新加坡傳統的一部分！」這樣的看法我絕不能接受。兩條水道發出刺鼻的惡臭。芝的律師樓有個失明的電話接線生，每次乘巴士快要來到新加坡河時，嗅到河水的特有惡臭，便知道到了什麼地方。新加坡的水道污染問題一半是由工業廢水造成的。我們必須確保每條溪流、陰溝和小河都不受污染。當時的建屋發展局局長鄭章遠打趣說：「每星期買魚放進河裡，開支會要比這樣做少得多。」

　　李一添並沒有因為被潑冷水而退縮，他跟我密切合作過，知道這是做得到的，因為我會支持他排除一切障礙。清理新加坡河和加冷盆地是大規模的工程，這意味著必須為整個新加坡島鋪設地下水道。在市區，由於建築物成群，這樣做尤其困難。我們不得不徙置大約3000戶家庭小工業，讓它們搬進有控制油污和其l他廢物設備的正式工業區。

　　新加坡自1819年開埠以來，駁船和就在新加坡河上川流不息，船上人員生活在河上，在河上烹飪和洗澡。我們必須把他們遷移到西海岸的巴西班讓，加冷河兩岸的小船廠則搬到大士和裕廊河邊。另外讓5000名街邊熟食小販搬進經過精心設計，清潔的熟食中心。小販慣于在路旁做買賣，不必繳租金，方便顧客。他們抗拒到有蓋小販中心去，因為生意未必那麼好，還要交租金和水電費。我們不溫不火地卻也絲毫不放鬆地協助他們搬遷，津貼租金。儘管如此，一些小販還是經營不下去。

　　我們逐步淘汰8000個養了90多萬頭豬的養豬場，因為豬的糞便污染了溪流。除了14個開在農業科技園裡的魚塘以及三幾家釣魚場外，其他魚塘都關閉了。鮮魚現在是在柔佛海峽的淺水網箱和南部島嶼的深海浮動網箱養魚場裡生產的。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