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34)_李光耀

三四

　　下場最引人注目的是鄭章遠。他當時是國家發展部長。1986年11月，他的一個老朋友在貪污調查局盤問下，承認曾經前後l給過他兩筆各40萬元的現款。第一次是讓一家發展公司保留一塊地段。這塊地段原已被列為政府將徵用土地的一部分；第二次是協助一名發展商購買政府的土地，供私人發展之用。有關的賄l賂行為先後發生在1981和1982年。鄭章遠否認拿了錢，卻企圖跟貪污調查局高級助理局長討價還價，要求他不再查下去。內閣秘書向我報告事態的發展，並告訴我鄭章遠要見我。我說我必須等調查結束後才能見他。

　　一個星期後，也就是1986年12月15日早上，保安官員告訴我鄭章遠去世了，把一封他寫的遺書交給我。他寫道：總理：過去兩個星期，我感到非常悲哀沮喪。對於發生這次的不幸事件，我應該負全部責任。作為一個堂堂正正的東方紳士，我應該為自己所犯的錯誤接受最嚴厲的懲罰。

　　您的忠實的鄭章遠我探望了鄭章遠的遺孀，也看了他躺在床上的遺體。他的遺孀說，他終身為政府服務，希望能保持自己的名譽，問我驗屍庭能不能不進行研審。我告訴她，只有在他的醫生能夠發出死亡證書，證明他是自然死亡的情況下，才有可能。驗屍庭免不了必須研審，最後判定他服食了過量的安密妥鈉自盡。反對黨在國會中提出這件事情，要求成立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我立即同意了。有關調查的報道使他的妻子和女兒面臨更大的痛苦。不久後她們便離開新加坡，從此不再回來。她們太沒面子了。

　　我們已經建立起輿論的氛圍：人們把擔任公職貪污受賄的人看成社會公敵。鄭章遠寧可了結生命，也不願面對恥辱，遭到社會的唾棄。他怎麼會拿那80萬元，我始終弄不明白。他是個有才華的建築師，自己執業也可以堂堂正正地賺到數以百萬元計的金錢。

　　開始的時候秉著高尚的情操，抱著強烈的信念和取締貪污的決心不難。但是，除非身為領袖者夠堅強，能鐵面無私，堅決對付一切違法亂紀的人，否則要做到事如所願，可沒那麼容易。我們必須全力支持貪污調查局的官員執行任務，無私無畏。

　　瑞士洛桑國際管理與發展研究院的《1997年世界競爭力報告》，為世界各國的廉潔水平排名，滿分是10分。新加坡被列為最廉潔的亞洲國家，得分9.18，香港地區、日本和臺灣地區都落在新加坡後頭。總部設在柏林的國際透明度機構發表的1998年世界最廉潔地區排名，把新加坡列為第七。

　　誠實政府的先決條件作為一個誠實的民選政府的先決條件之一是，要贏得選舉，不需要大筆金錢。如果候選人需要花大筆錢才能當選，貪污的循環必然會開始。亞洲許多國家的禍根是，選舉的費用很高。勝利者在花了一大筆錢競選而當選之後，必須收回本錢，同時積累資金以供來屆選舉之用。這種惡性循環就這樣周而復始。90年代的臺灣，要當選成為「立法院議員」，每個國民黨代表須花一兩千萬美元。當選之後，他們要收回本錢，準備參加下一輪的選舉，便利用對政府部長和官員的影響力爭取合同，或是把規定作為農業用途的土地暗中改為工業或城市發展用途。泰國的情形也一樣。一位前政府部長形容這是「商業民主制度，以錢買權」。1996年，大約2000名候選人花了大約300億泰銑（12億美元）。一位首相以派錢給候選人和選民出名，人們管他叫「自動提款機」先生。他駁斥說他不是惟一的「自動提款機」。

　　在馬來西亞，巫統領袖稱之為「金錢政治」。1996年10月，在一次黨大會上，首相馬哈蒂爾醫生指出，他發現好些競選高職的候選人「賄賂和送禮給黨代表們」以換取選票。馬哈蒂爾痛斥「金錢政治」，激動得熱淚盈眶，他促請黨代表「別讓賄賂摧毀馬來種族、宗教和國家」。據馬來西亞報刊報道，在1993年巫統代表大會舉行前的競選活動高潮期間，馬來西亞國家銀行面值1000林吉特和5000林吉特的鈔票竟然一張不剩。

　　印尼的大規模貪污行動眾所周知，當地媒體更給它冠以縮略詞「KKN」（即貪污舞弊、官官相護和用人唯親）。蘇哈托總統的子女、朋友和密友「以身作則」，致使「KKN」成了印尼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國媒體報道，在金融風暴削減其價值之前，蘇哈托一家擁有420億美元的資產。哈比比總統在任期間，貪污情況更為嚴重。新總統上任，部長和官員擔心自己的地位不保，充分利用所剩的時間中飽私囊。哈比比的助手累積大量金錢，購買選票以便進人人民協商會議。據報道，每張選票的價值超過25萬美元。

　　在所有選舉制度當中，代價最高的是日本的制度。日本部長和國會議員的薪水和津貼數額不算多。一名日本國會議員要照顧東京和選區的支援職員，加上選區選民生日、生孩子、婚嫁和喪葬，他都得有所表示，一年需要100多萬美元，選舉年則需要500多萬美元。國會議員靠派系領袖提供資金。派系領袖權力大小要看本派系有多少名議員，所以必須在選舉期間和選舉前後籌集大筆金錢，以便資助追隨者。

　　在新加坡，我們避免用金錢來贏得選票。早在1959年，作為反對黨領袖，我便說服了首席部長林有福規定投票是強制的，並且禁止用汽車載送選民前往投票站。掌握政權之後，我們清除了私會黨在政治活動中的影響。我們最難應付的對手共產黨人，並沒有用錢收買選民。我們的選舉開支數目很小，比法律規定的限額少得多。人民行動黨沒有必要在選舉過後補充財庫，平時也沒有送禮給選民。我們通過提供工作、興建學校、醫院和民眾聯絡所，最重要的是建造讓他們擁有的住房，使他們一再投票支持我們。這些是真正的實際利益，改善了人民的物質生活，使他們深信，為了自己和子女的前途。必須支持人民行動黨。反對黨也不需要金錢。他們若擊敗我們的候選人，那是因為選民決定要選一個反對黨議員來向政府施加壓力，使政府做出更多讓步。

　　西方的自由主義者提出過這樣的論點：報刊完全不受約束就能暴露貪污，有助於使政府廉潔誠實。然而印度、菲律賓、泰國、臺灣、韓國和日本的電視和報刊是亞洲最無拘無束，可以為所欲為的，它們卻杜絕不了猖極和根深蒂固的貪污。關於媒體自由和媒體業主貪污的關係，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是在意大利。貝盧斯科尼總理擁有一個媒體大網絡，然而他本人後來卻受到調查，被控在擔任總理之前犯下貪污罪行。

　　另一方面，新加坡證明了一個廉潔、不涉及金錢的選舉制度有助於維持政府的誠實。然而只有在誠實能幹的人願意參加選和經濟放緩的局面，同時也是要以身作則。1970年新加坡失業情況不怎麼嚴重，大家生活比較寬裕的時候，我把部長的月薪從2500元提高到4500元，自己卻照舊拿3500元，以便提醒公職人員仍然必須節制。每隔幾年我就得提高部長的月薪，以縮小部長薪金同私人企業酬勞之間越來越大的差距。

　　1978年陳慶炎博士是本地一家大銀行——華僑銀行的總經理，根據薪級，他年人可達95萬元。我勸他辭職擔任政務部長，薪水不到過去的三分之一，他還失去了各種額外利益，價值最高的是一輛汽車還有司機。交通部長王鼎昌在建築業蓬勃的時期，不再當建築師，也做出了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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