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33)_李光耀

三三

　　※11、鐵腕護廉潔

　　開始的時候秉著高尚的情操，抱著強烈的信念和取締貪污的決心不難。但是，除非身為領袖者夠堅強，能鐵面無私，堅決對付一切違法亂紀的人，否則要做到事如所願，可沒那麼容易。我們必須全力支持貪污調查局的官員執行任務，無私無畏。

　　在1959年5月大選之前，我們做出一個重要的決定，突出了我們反對貪污的立場。

　　我們有著強烈的使命感，要建立廉潔有效的政府。1959年6月，在市政廳大廈會議室宣誓就職的時候，我們一律穿白色的襯衫和白色的長褲，象徵個人行為純潔廉明，擔任公職也一樣。人民期待著我們有這樣的表現，我們決心不辜負他們的期望。親共分子穿皺巴巴的襯衫和褲子，搭巴士和的士，睡在工會會所後面的房間裡，受的是華校教育，以此顯示自己的工人階級身分。他們嘲笑我在辦公室和家裡裝冷氣機，開大型的美國別克汽車，打高爾夫球，喝啤酒，出身資產階級家庭，在劍橋受教育。但是，我和我的同僚幫助過工人和工會，他們卻不能指責我們因此撈了錢。

　　除了一人之外，我的部長全是大學畢業生。不擔任公職的話，我們深信自己能生活下去，像我這樣的專業人士完全有把握，沒有必要增加額外的儲蓄以防萬一。更重要的是，我們的妻子多數在工作。要是我們坐牢或不在，她們自己也有能力謀生，照顧家庭。這使得我的部長和他們的妻子，具有與別人不同的心理狀態。部長獲得人民的尊敬與信任，公務員也就能抬起頭來，滿懷信心地做出決定。

　　從1959年6月執政第一天起，我們就確保稅收的每一塊錢怎麼花都要有適當的交代，到達基層受益人手上的時候，一塊錢照舊是一塊錢，中途沒被抽掉一部分。所以一開始，我們便特別注意過去被人利用便宜行事權中飽私囊的領域，強化了能防止。發現或制止這種枉法行徑的手段。

　　由英國人在1952年成立的貪污調查局，是執行這項任務的主要機構。英國人當年設立這個調查局，是要對付公務員當中出現的越來越猖獗的貪污行徑，尤其是中下級的警察、小販稽查員和土地管理員。這些下級官員必須採取行動，對付在街道上進行非法買賣，或是侵佔公地非法建造住房的違法者。許多稽查員要麼發出傳票，要麼在接受了滿意的賄賂後假裝沒看見。

　　集中力量對付大魚我們決定集中力量對付職位比較高的大魚，於是向貪污調查局發出指示。對於小魚，我們著手簡化程序，印就清楚的準則，取消便宜行事權，甚至在比較不重要的領域取消發出准證或給予批准的手續。當檢控一個人使之罪名成立遇到困難時，我們分階段把法律修訂得更嚴密。

　　1960年，我們修改了1937年殖民地時期通過的已經過時的防止貪污的法律。「賞錢」的定義擴大了，它包括任何有價值的物品。修正案賦予調查人員更大的權力，包括逮捕、搜查，以及翻查嫌疑犯和他們妻子、兒女和代理人的銀行戶頭和銀行存摺。當局不必證明受賄者能夠給予行賄者所要求的便利。任何人一旦受到調查，所得稅局局長就必須提供有關於他的資料。原有的法律本來規定，除非同謀的證據有佐證，否則不能置信。法律修改後，法官有權接受同謀提供的證據。

　　在1960年修訂的最有效的法律條文，是控方一旦證明被告生活闊氣，超過他的收人所能承受的程度，或是擁有同收人不相稱的財產，法庭就可以以此作為被告已經受賄的佐證。在總理公署工作的貪污調查局局長由於嗅覺靈敏，又有權調查所有官員和部長，逐漸建立了令人聞之喪膽的名聲，能把貪污讀職的政府工作人員揪出來。

　　1963年，我們制訂法律，規定任何證人若受貪污調查局傳召，都必須前往據情實報。1989年，貪污罪的最高罰款從1萬元提高到10萬元。因提供假情報或誤導性情報而被提控者，罪名一旦成立，最高罰款1萬元，同時面對監禁的懲罰。法庭有權充公貪污者所獲得的利益。

　　在某些領域，貪污讀職一向是大規模的、有組織的活動。1971年，貪污調查局偵破了一個由250名交警巡邏隊隊員組成的犯罪集團。羅厘車主每月「孝敬」5到10元給集團的每個成員，這些羅厘兩旁都寫上地址。不給錢的車主會受到騷擾，不斷地接到傳票。

　　關稅人員如果放鬆檢查走私違禁品的車輛，讓它們容易過關，有「油水」可拿。中央供應處（政府的採購部門）人員向投標者提供消息，然後收費。出人口部門的官員加速發出准證，就有錢放進口袋。承包商向工場的督工行賄，打樁工程便可以不必達到規定的深度。店主和居民付錢給公共衛生部門的工人，以便清除垃圾。一些華校校長和教師從文具供應商那裡收取傭金。人們千方百計利用權力和便宜行事權營私舞弊。

　　要取締這些有組織的犯罪集團不太難。但是，要對付「投機性」的貪污活動就很困難，一發現就得取締。

　　成為報刊頭條新聞的是一些大案子。從60年代到80年代，有幾名部長先後涉及貪污，每十年一人。陳家彥擔任過國家發展部長，直到1963年在大選中落選。50年代初期，他是馬來亞航空公司工程師聯合會的領袖，我是這個工會的法律顧問。我們委任他為馬來西亞航空公司董事會的董事。1966年8月，在馬航的一次董事會議上，陳家彥堅決反對購買波音公司的飛機。

　　幾天後一位林先生跟波音的銀行第一花旗銀行接觸，表示願意提供有代價的服務。他是陳家彥在商界的朋友。銀行知道政府對貪污受賄立場嚴正，報告了這件事情。林先生不肯牽連陳家彥，因為政府控告不了他，可我深信背後的人就是陳家彥。儘管做出決定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甚至會感到痛苦，我發表文告說，作為在馬航董事會裡的政府代表，陳家彥執行任務未能做到無可指責的地步。我解除了他的董事和其他植物。後來林金山告訴我，由於遭人們唾棄，他潦到落魄，謀生無門。我覺得難過，但是我是不得不採取有關行動的。

　　1975年。環聯發展部政務部長莆循市和家人到印尼旅行，務員提意見。後來，他又接受了對方一座價值50萬元的獨立式洋房，並且以父親的名義透支兩筆總共30萬元的款項，由對方擔保，進行股票買賣的投機活動。自50年代開始，他就是我們忠心耿耿的非共工會領袖之一。跟他對質，聽他那叫我無法信服的辯白，是痛苦的事。他被控貪污，罪名成立，判監禁四年半。他提出上訴，罪名不變，不過減刑18個月。

　　1979年12月，我們突然面臨另一次挫折。當時的職總主席，同時也是人民行動党國會議員的彭由國，被控四項總共涉及83000元的失信罪名。他也在職工會法令下被控兩項罪名，指他未經部長許可，動用工會的公款，在一家私人超級市場投資1.8萬元。他獲准依法保釋。

　　當時的職總秘書長德萬·奈爾跟彭由國關係非常密切，相信彭由國是無辜的。德萬·奈爾主張貪污調查局檢討這起案子，認為該局平白無故地控告彭由國，把一個人給毀了。我不同意。我看過調查文件，批准讓調查繼續進行。德萬·奈爾深信彭由國是無辜的，並擔心他將損失一名有用的職工運動幹部。一個星期六，他和我共進午餐，談話時非常激動。我在他面前打電話給貪污調查局局長，下令局長在我們的午餐結束之後，立即讓德萬·奈爾在保密的條件下看他手頭上有關彭由國的證據。德萬·奈爾看過那些證據之後，沒打電話給我。彭由國決定棄保潛逃，兩名保人損失了5萬元的保金。彭由國始終沒有回來。最後聽到的消息是，他逃亡到泰國，受到當地移民廳和警察局的敲詐，窮困潦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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