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32)_李光耀

三二

　　問題全在於「面子」。

　　要是我的子女沒有在華校考取優異的成績，我說起話來就不會那麼有分量。多年以後，我問他們三個可曾後悔就讀華校而非英校，他們一致認為上華校使他們獲益更大。

　　南大總共培養了12000名畢業生。他們當初要是都接受英文教育，事業發展就會更稱心，對新馬兩地的貢獻也會更大。問題全在於「面子」。當初創辦南大，人人對它充滿憧憬，寄予厚望。只可惜歷史潮流不從人願。沒有一個東南亞國家願意看到一所華文大學冒起。相反地，各國紛紛逐步關閉境內的華校。華校出身的中學和大學畢業生就業機會迅速減少，就連華族銀行為了生存也捨棄華語，改用英語。

　　兩所大學合併後，我把全國華文中小學改成以英語為主要教學媒介語，華文作為第二語文。受華文教育的人，包括行動党議員因此開始反思。他們都同意學生必須掌握一定水平的英語，才用不著多花一年的時間惡補英文，以便升上理工學院和大學繼續學業。但是要為此減少學校裡的華文教學時間，任誰也不願意接受。我同情他們面對的窘境。這是他們接受以英文作為我們的工作語文之後必須承受的後果。

　　隨著這些改變的逐漸落實，我卻開始擔心我們在逐漸失去華校的一些可貴的東西。我希望能保留華校的優點：秉承中華傳統、價值觀和文化，向學生灌輸紀律觀念、自信心、道德和社會價值觀。我們必須把這些美德傳給新的雙語學校的學生，否則最終會導致學生喪失自己的文化。在以英文為主要教學媒介語的學校裡，學生在家中秉承的儒家價值觀並未得到鞏固，因為教師和學生來自不同的種族，所用課本的語文不是華文。

　　除此之外，國人和西方媒體的接觸越來越頻繁，跟那些到本地旅行的外國遊客也有交流，加上自己有機會出國，這一切都使新加坡學生的傳統道德觀不斷受到侵蝕。由於我們推行英文教育，所以美國消費社會的價值觀在新加坡社會彌漫的速度，比在本區域其他國家都來得快。

　　年輕教師的態度和價值觀有所改變使問題更加複雜。上一代教師吃過苦，瞭解新加坡這樣一個多元種族社會的穩定與和諧得來不易。誠如我在1979年給接任教育部長的吳慶瑞寫信時指出：「它們教的是人生觀，給學生灌輸自強不息的信念和責任感，它們的教師比多數英文媒介教師有更大的熱忱和幹勁。」年輕一代的教師都是以華文為第二語文的英校生，本身受傳統價值觀潛移默化影響的程度已不如前人。

　　我們要保留新加坡不同文化的傳統價值觀。日本人雖受美國的影響，卻能保持基本的民族特色。他們的年輕一代生活富裕，對自己所服務的公司似乎少了父輩那種鞠躬盡瘁的精神，但是在本質和精神上仍然是日本人，比歐美人民勤勞，更願意為社會的整體利益做出貢獻。我相信，日本人做得到的，我們也做得到。

　　我決定推出「特選中學計劃」，保留九所最優秀的華文中學，也就是後來廣為人知的「特選中學」。這些學校錄取全國小學離校考試中成績最佳的10％學生。它們教導第一語文水平的華文，但是同全國其他學校一樣，仍以英語為教學媒介。我們為特選中學提供額外的師資，通過語言特別課程協助學生掌握華、英兩種語言。特選中學成功地保留了傳統華校尊師重道、守紀律、講禮貌的優點。無論是過去或現在，這些學校的校風，是紀律和禮儀等比較散漫的英校遠遠比不上的。今天，大部分特選中學，包括一度受共產分子控制的華僑中學，是頂尖名校，既擁有現代0化的設備，也有驕人的歷史和傳統。

　　南大在1978年遷入新大校園進行聯合教學之後，我認為鼓勵華族人民放棄方言，改說華語的時機成熟了。我相信學生若能免除在家中用方言溝通的負擔，他們在學校裡將會更易於掌握英語和華語。在家中講華語對學生在學校學習華語將有所幫助。於是，我發起「推廣華語運動」，每年為期一個月。

　　為強調推廣華語的重要性，我不再以福建話發表演講。我們也取消了電視臺和電臺所有的方言節目，不過，為老一輩著想，仍然有使用方言播報的新聞。可惜到了選舉的時候，為了不讓反對黨候選人佔優勢，我們還是必須講方言。直到1997年1月的大選之前舉行的群眾大會，引起選民最熱烈反應的一些演講仍然是用福建話發表的。對老一輩的人來說，方言才是他們真正的母語。

　　要改變華族家庭的用語習慣談何容易。到70年代為止，八成左右的華人在家中依然說方言。華族方言和華語不同，它對人們學習和使用華語造成干擾。我在電視上發現年輕工人在受訪時，說起華語來並不流利，因為他們一回到家中和工作場所就使用方言。我以自己對人民的影響力規勸他們改變溝通的語言。人們知道我的三個孩子兼通華、英、巫三種語言，對我的教子之方總有幾分敬意。我和芝到公園散步時，通常注意到家長總是用方言跟孩子交談，直到他們發現我們在場，才一臉難為情地改用華語。他們心裡明白，讓子女使用方言並非正確的做法，他們為不理會我的勸告而覺得不好意思。這種改變尤其難為了祖父母一輩，但是大多數人應付得不錯，他們用方言跟孫子談話，卻也聽得懂孫子用華語的回答。我們倘若不積極推廣使用華語，雙語政策就不能在華族學生身上奏效。講華語的家庭從1980年的26％增加到1990年的60％，數字還在不斷上升。然而與此同時，講英語的家庭也從1988年的20％上升到1998年的40％。

　　使華族人士改變學習華語的態度，關鍵因素是中國的逐漸對外開放。不管是專業人士或督工，兼通中英雙語的人都佔有優勢。再也沒有人抱怨使用華語而非方言了。1965年獨立之初，我們決定推行華文為第二語文的政策是正確的。新加坡華族講七種中國南方的主要方言，在這種情況下，比較容易說服大家一起改用華語。要像香港，有95％的人說廣東話，別說是棘手，簡直辦不到。對許多新加坡華人來說，方言是真正的母語，華語不過是次母語。不過，再過兩代人，華語就會成為新加坡華人的母語了。

　　對我們的子女來說，要兼通英語和母語（馬來語、華語或泰米爾語）是吃力的事。這三種母語跟英語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然而如果只通曉自己的母語，新加坡就無法生存。只懂英語的後果則是倒退，我們會喪失自己的文化認同感，失去那份內心的自信——是這種自信，讓我們明確了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定位。無論如何，我們也絕對沒辦法說服國人捨棄母語。

　　因此，推行雙語政策是前進的最佳策略——儘管有人批評這種政策導致新加坡人民兩種語言都不到岸。以英語為工作語言使新加坡的不同種族避免了因語言問題引起的衝突。掌握英語也使我們具備一定的競爭優勢，因為英語已經成為國際商業、外交和科技的語言。沒有它，新加坡今天不會有全球多家大型跨國公司和200多家數一數二的國際銀行在這裡營業，國人也不會那麼輕而易舉地接受電腦和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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