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31)_李光耀

三一

　　反對以英語作為全民共同語言的聲浪持久不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自己跟他們一樣熱切渴望保留華文教育的精髓。我在50年代為華文中學的學生領袖提供法律諮詢服務時，為他們富有朝氣活力、守紀律以及具有獻身社會和政治的精神所折服。與此相反，受英文教育的學生一副冷漠、自私自利和缺乏自信的模樣，我看在眼裡感到失望。然而問題的癥結是，在這個多元種族、多元語言的社會裡，英語是惟一能讓大家接受的中立語，並能讓新加坡立足於國際社會。不過，看來它的確造成我們的學生文化失調，使他們變得冷漠。

　　然而在英校體制下受教育給了我一種政治優勢——無論跟受英文教育還是受馬來文教育的群眾接觸，我都感到很自在，沒有被局限在講華語或方言的社群當中。國人比較容易接受我作為華族和其他所有種族的領袖，因為馬來人和印度人把我視為馬來亞的民族主義者，後來又視為新加坡的民族主義者，不是華族沙文主義者。加上我後來學了華語，能跟受華文教育的人溝通，使他們接受我作為他們的領袖。我煞費苦心學習華語和福建話是他們有目共睹的，結果令人滿意。

　　50年代中國和華文復興使華校生的自豪感膨脹起來。中華總商會的商人因為朝鮮戰爭刺激了橡膠的銷量而發了大財。1953年，總商會提議在新加坡興建一所華文大學，招收東南亞一帶的華族子弟。他們深信，由於華文中學畢業生不能到中國去深造，在新加坡設立這麼一所大專學府必能吸引許多學生。這個建議獲得新加坡、馬來亞和婆羅洲地區華商的支持，主要倡議人是橡膠富商陳六使，他個人捐出o000萬元。南大創辦工程涉及整個華社，在民間激起一股極大的熱忱，的士司機、小販、三輪車夫等等全把一天中所賺的錢捐獻出來。1956年3月英國總督為南大主持開幕禮，當天車輛從市區一路緊挨著排成長龍，直到西北部20英里外的裕廊校園。南大成了華族語言、文化和教育的象徵。

　　可是南大碰到了問題，它的畢業生很難找到工作。隨著學生逐漸轉進英校，越來越多人報讀以英文教學的新加坡大學（簡稱新大），成績較好的華校生以私人考生的身分參加英文劍橋會考，以便考上新大或考取政府獎學金留學海外。為了挽救頹勢，南大降低人學和及格標準，也進一步降低了它的學術聲譽和學生的市場價值。人民協會的彙報使我決定採取行動。彙報顯示，南大生在求職時，寧可出示中學畢業證書而不出示南大的學位文憑。

　　教學語言改換成英語我決定把南大的教學語言改換成英語。1975年，在南大理事會一致同意下，我委派當時的教育部長李昭銘博士出任南大校長。李博士受過華文教育，在倫敦大學考取工程系博士學位。他的任務是把南大辦成一所英文大學。事實證明要實現這個目標太難了。講師無法適應，難以用英語教學。他們雖然是華校出身，到美國大學考取博士學位，卻因為多年來恢復以華語教學，以致英語變得生硬不流利。

　　局勢發展到1978年已經惡劣不堪，南大畢業的議員籲請我在他們母校水平跌至穀底乃至於最終垮掉之前插手干預。經過哆年的接觸，有一個人的判斷是我所信賴的，他就是當時擔任政務部長的莊日昆。莊日昆在處理人際關係方面很有一手，跟我又密切合作多年。包括協助我照顧選區。他使我深信，要讓南大保持原狀繼續下去問題會更多，許多學生的事業前途將因此葬送，到時候。講華語或方言的人定會責備政府袖手旁觀，聽任南大消亡。莊日昆的看法獲得何家良、錢翰瓊和李玉勝三位都是南大畢業的政務次長的大力支持。

　　內閣同僚多數認為政治代價太高，反對我插手，態度最堅決的是杜進才和巴克。連向來立場堅定又有主見的吳慶瑞和務實的林金山也意興索然。我要堅持干預，他們會支持我，但是河舌l去捅馬蜂窩自找麻煩？60年代華校和南大發生的風波，他們記憶猶新。連畢業自吉隆坡尊孔中學的華校生王邦文，也表示有所顧慮。這使我大感意外。他和南大畢業的議員同樣認為事態嚴重，卻也擔心新馬兩地的南大捐款人和支持者會做出強烈的政治反應。可我不能眼睜睜看著每年有好幾百個學生的前途自由被糟蹋。既然南大無法把教學語言改為英語，我於是說服南大理事和評議會成員，把整所大學連同師生一起遷入新大校園。當年在武吉知馬的新大校園，說英語的教師和學生人數眾多，南大師生全面融人這樣的環境，自然會被迫使用英語。

　　不管他們有多憂慮不安，1978年的新學年一開始，南大師生還是全面融入了一個講英語的環境。大部分說華語的家長和學生接受了南大從華文轉為英文大學是勢所難免的事實。最情緒化的反應來自南大校友。在新加坡的校友縱使沒有公開支持，也能夠瞭解這種改變是大勢所趨。在馬來西亞的校友卻依然憤憤不平，把它看做一種背叛行為，痛心疾首地猛加譴責。個人方面，我卻為不能更早一點採取行動而難過，否則數千名南大畢業生就不至於為英文不精所累而在經濟上屈居下風。

　　這是個慘痛的調整，學生比教師更難適應。在南大教師流利地使用英語的能力恢復之前，新大教師接過大部分的教學工作。我在兩個不同的場合跟學生談話，對他們的困境表示同情，鼓勵他們堅持到底。最終約有70％南大生在兩校的聯合畢業考試中過關。我展開調查，以便瞭解畢業生想要獲頒新大學位、南大學位還是兩所大學聯合頒發的學位。絕大部分的人選擇了新大學位。我決定把兩所大學合併為新加坡國立大學（簡稱國大），這批畢業生都獲頒國大學位。南大校園成了附屬國大的南洋理工學院的院址。

　　1991年它升格為南洋理工大學，一些南大校友要求複名南洋大學。這已不再是什麼大不了的課題了。要是南洋大學和南洋理工大學的畢業生都有相同的意願，恢復舊名絕對不成問題。雇主們都知道，目前的南洋理工大學畢業生，不管所讀學府起用什麼名字，他們的素質依然維持在高水平。

　　我之所以擁有去改變南大局面所需的政治力量，是因為我跟許多宣稱捍衛華文卻把孩子送進英校的人不同。我的三個孩子從小在華校受教育。60年代末，我在南大校園向全體師生發表講話時，能夠理直氣壯地說自己從來沒有為了政治目的而犧牲子女的教育。我深信華校能讓他們受益，因為他們能夠在家裡學好英文。但是，談到大學教育，我表示不會把他們送人一所華文大學。他們的將來取決於他們能否掌握最新課本的用語，也就是英語。做家長的不管是受華文或英文教育，人人都會得出同樣的結論。因為我在南大發表了這一番講話，報章加以報道，因而能影響家長和華校生進人大學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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