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30)_李光耀

三〇

　　※10、一種共同語

　　反對以英語作為全民共同語言的聲浪持久不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自己跟他們一樣熱切渴望保因華文教育的精髓……然而問題的癥結是，在這個多元種族、多元語言的社會裡，英語是推一能讓大家接受的中立語，並能讓新加坡立足於國際社會。不過，看來它的確造成我們的學生文化失調，使他們變得冷漠。

　　我和芝都出身英校。在英國深造期間，我們遇上了一些中國留學生，開始意識到自己文化失落的程度，幾乎就跟來自加勒比海國家的華族學生一樣。以次母語受教育，又沒有全盤接受不屬自己文化的價值觀，使我們若有所失。我個人感覺到，自己跟講方言和華語的華族群眾有隔閡。課本和教師所講述的世界，同我生活的現實世界完全扯不上關係。同其他數以百計的萊佛士學院畢業生一樣，我們沒有學到本身的亞洲文化，又不屬英國文化，結果迷失在兩種文化之間。

　　我和芝決定不讓三個孩子吃這個文化虧，於是把他們送進華校，讓他們融入生意盎然、充滿朝氣和自信的華社群眾當中，即使英文程度受影響也在所不惜。為了彌補這一點，芝跟他們講英語，我跟他們講華語，借此提高自己的華語水平。

　　這種栽培方法使三個孩子都受益。他們受的是華文教育，潛移默化的價值觀使他們成為孝順的孩子和國家的好公民，他們說起英語來也照樣通暢流利。他們在學校成績突出，頻頻獲獎，校方和華文報章拿他們做宣傳，以鼓勵其他家長把兒女送人華校。這促使講華語或方言的社群深信，我並不是一個對華文教育趕盡殺絕的人。那些在單一民族的社會成長的人也許不能夠理解，我選擇以什麼語文源流讓孩子受教育，是會引起政治反響的。

　　新加坡從未有過一種共同語言。在殖民統治時期，它是個多語種社會。英國政府任由人民選擇如何教育他們的下一代，創辦了屈指可數的幾所英校，專門訓練學生日後擔任書記、倉庫管理員、製圖員之類次等的職位。馬來人有馬來小學，印度人有自己辦的泰米爾和其他印度語種學校或課程，華人有本族成功人士出錢興辦華校。各族學生在校學的是本族的語文，因此對母語有l深厚的感情，情況如同魁北克500萬居民，身處有三億人說英語的大陸，卻緊緊抓住法語不放那樣。

　　在1959年成立政府時，我們決定用馬來語作為國語，為新馬合併做好準備。後來我們認識到在工作場所和人民相互溝通時應該用英語。作為一個依靠國際貿易的社會，如果使用馬來語、華語或泰米爾語的話，根本無法謀生。使用英語就沒有任何一族會佔優勢。不過，這個課題太敏感，我們不能立即實行變革。各個族群當時都熱切維護各自的母語，要在這種情勢下宣佈人人都得學習英語，後果將不堪設想。我們的做法是維持原狀，讓四種官方語言——馬來語、華語、泰米爾語和英語共存。各族之間要有共同語。

　　各族之間務必要有一種共同的語言，這一點在新加坡武裝部隊中尤其明顯。軍隊裡的方言和語種多得可怕，即使得一起上戰場，彼此也不能以任何一種官方語言溝通。許多國民服役人員只會講方言，軍隊裡不得不特別為他們成立福建話兵團。在家裡，華人說的是新加坡不下七種華族方言當中的一種，在學校裡學習的華語和英語都不是在家中使用的語言。

　　在語言問題上，我不希望再引發另一輪爭議。我先為英文源流學校引進華文、馬來文和泰米爾文三大母語教學。這一步受到所有家長的歡迎。我也為華文、馬來文和泰米爾文學校引進英文教學，以平衡整個局面。馬來和印度家長歡迎這個措施，但是選擇把孩子送人英校的家長依然日益增加。一些死硬派華校生對引進英文教學不表贊同，認為這麼做是要把英文定為新加坡的共同工作語文。他們在華文報章上表達了他們的不滿。

　　新馬分家後不到8個星期，中華總商會就公開要求政府確保華語作為新加坡官方語言之一的地位。合併前已經積極擁護華文的總商會財政康振福強調，新加坡80％以上的人口使用華語。我不得不防患於未然，防止星星之火發展為燎原之勢，因為中華總商會一帶頭，所有華校董事會和兩個華文教師會便會鼓起民眾的情緒。

　　10月1日，我重申新加坡四大語言都是官方語言，地位平等。我提醒中華總商會的激進分子如康振福等人說，當初新加坡受馬來西亞警方和馬來軍團管制時，他們對語言和其他重要課題始終三緘其口，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5天后，我召集四個商會的全體委員，在電視攝像機前毫不含糊地告訴華族代表們，我絕不允許任何人把華語的地位問題政治化。他們爭取提升華文地位的種種努力，至此終告結束。

　　儘管如此，華文學府南洋大學和義安學院的學生依舊跟我們作對。1966年10月，200名學生趁我為南洋大學（簡稱南大）的一個圖書館主持開幕儀式時示威。過了幾天，義安學院的學生在我的辦公室外面示威，跟警方發生衝突，隨後在校園裡靜坐抗議。在我把參與兩次示威活動的馬來西亞籍學生領袖遞解出境後，學生的騷亂便逐漸平息。

　　我們耐心等待，年復一年地看著越來越多的家長選擇把孩子送人英校。華文教師總會，華校董事會華文報社的老闆、編輯和新聞從業員以及宗鄉會館和中華總商會的領袖們，則繼續堅持對抗到底。每年一到家長為孩子報讀小學的時候，這些團體就以保存文化和本族認同的號召發起運動，呼籲家長讓孩子報讀華校，並痛斥那些選擇英校的家長見錢眼開，目光短淺。許多講華語或方言的家長對他們的語言和文化有濃得化不開的情意結，他們無法理解為什麼在英國人統治下他們的兒女能完全接受華文教育，在自己的民選政府管理下卻必須學英文。但是為了兒女日後出路較廣，他們多數選擇把兒女送進英校。這些錯綜複雜的因素使群眾很容易被煽動。

　　接近1970年底，華文大報《南洋商報》轉向瘋狂親共和親華族語言與文化的立場。它譴責政府試圖壓制華族語言、教育和文化，把我描繪成「數典忘祖的二毛子」的政府裡的壓迫者。我們不得不逮捕該報總經理李茂成、總編輯全道章和高級社論委員李星可，因為他們宣揚共產主義，利用華族語言和文化課題挑起民眾的沙文主義情緒。同一份報章的馬來西亞版沒有刊載支持這股運動的文章，證明這些人的所作所為僅僅針對新加坡。

　　南大畢業生是另一股反對勢力。他們在1972和1976年兩屆大選中都提出了華族語言和文化的課題。當我嘗試把南大的教學語言從華語改為英語時，南大學生會會長何元泰唆使同學不要使用英文而改以華文在考卷上作答，結果被校方革除了會長的職位。畢業後，他以工人党候選人的身分參加1976年大選，指責政府扼殺華文教育，號召講華語或方言的群眾反對政府，否則就會喪失自己的文化。他知道我們不會在競選期間對他採取行動。結果他只獲得31％選票，一落敗就逃往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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