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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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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末期以後,人才短缺的問題進一步惡化,約有5%受高等教育的人才開始移民海外。太多優秀的學生選擇從醫,他們當中不少人發覺所得成就跟他們的專業資格不相稱時,最終選擇移居國外。也有一些在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深造的學生一發現國內的事業和發展前景不如預期中的快,便移居這些國家。我們的學生和日本人與韓國人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們受的是英文教育,到海外定居沒有太大的語言障礙或文化震盪。 為了確保有足夠的人才,以應付日益增長的經濟所製造出來的工作,我開始計劃引進和留住人才——企業家、專業人士、藝人、技術高度熟練的工人等。1980年,我們成立了兩個委員怕,其中一個委員會專門負責物色人才,另一個負責協助這些外來人才在新加坡安頓下來。我們的官員到英國、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加拿大招攬人才,在駐各國新加坡使節團的學生諮詢員的協助下,他們在大學校園裡同有潛質的亞洲學生會面,設法引起他們對前往新加坡工作的興趣。委員會以亞洲學生為主要招攬的對象,因為新加坡也是一個亞洲社會,但是生活水平和素質較高,亞洲學生可以輕而易舉地融入這裡的環境。有系統地在世界各地招攬人才,每年為新加坡引進數百個大學畢業生,填補了新加坡受高等教育者每年有5%至10%移居到工業國所留下的空缺。 至於特別聰慧的學生,委員會仿效美國跨國公司的「提早收割」法,根據學生在畢業考試之前的學業表現,招募尚未畢業的學生,為他們提供工作。進人叨年代,積極招攬引進的人才是流失者的兩倍。我們也開始為來自中國、印度等區域國家的亞洲優秀生提供數百份獎學金,希望這些學生會因為這裡的就業機會比較好而留下來。選擇回國的學生,日後還是可能對到當地去發展的新加坡公司有幫助。 我們也成立兩個工作小組,負責吸引來自印度和本區域的人才。招攬印度族人才比招攬馬來族人才的行動收效較大。馬來西亞和印尼的土著因為家鄉給予的優待太多,都不願意移居新加坡。 一個新現象是,有越來越多男性白人娶新加坡女性,尤其是受過大專教育的女性,因為新加坡男性大學畢業生對她們敬而遠之,大學畢業的白人卻不介意。新加坡法律規定,男性公民所娶的外國妻子可以人籍新加坡,反之則不然——除非她們的外籍丈夫在新加坡已有一份固定職業。許多女性因此不得不移民海外。 1999年1月,我們改變了這項政策。這將為新加坡的國際性特色增添更多新色彩。此外,好些海外的新加坡男性也娶了在大學認識的白人女性或日本與其他亞洲女性為妻,他們的子女充實了新加坡的人才寶庫。隨著人們經常出國公於或被派駐國外,同當地人頻繁交往,不同種族通婚的舊有障礙不再那麼明顯了。我們必須改變態度,對以往被視為外來者而加以排斥的人才善加利用。陳舊的偏見非得擯棄不可,否則它將成為新加坡朝國際貿易、工業和服務中心發展的道路上的絆腳石。 除了保守的心理障礙,我們還得面對人民擔心工作競爭的問題。無論在專業或較低的層次,一般人都抗拒外來人才的擁人。新加坡人明白外來人才越多,就業機會就越多的道理,但是大家都不希望這種情況發生在自己所從事的行業內。 沒有外來人才,我們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我所組織的第一個內閣,十人當中,我是惟一在新加坡出生和接受教育的。吳味瑞、杜進才在馬來亞出世,拉賈拉南出生於斯裡蘭卡。現任大法官楊邦孝和總檢察長陳錫強來自馬來西亞,其他海外人才不勝枚舉。還有成千上萬個外來工程師、經理和其他專業人士在推動新加坡的發展。把新加坡比喻成一台電腦,他們就是這台電腦裡的額外兆字節。如果不以外來人才填補不足,我們永遠無法臍身一等一的行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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