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28)_李光耀

二八

　　成立社交發展署為了緩和女性大學畢業生未婚的問題，我們成立了社交發展署，推動男女大學畢業生之間的社交活動。我還親自挑選了新加坡國立大學醫學院的一名醫生范官嬌來主持大局。當時她年近50，丈夫也是一名醫生，兩個子女在念大學。她待人處事溫文可親，總有辦法叫年輕人放鬆繃緊的心情，是挑此大樑的最佳人選。社交發展署成立初期，大學畢業生不論男女，全對它不屑一顧。國際傳媒再一次抓住機會大肆嘲諷我們牽紅線的努力和它所組織的有關活動——有專題研討會、講座和電腦課程，也有遊輪假期和地中海俱樂部的旅行。

　　實際上，女性大學畢業生未婚人數日益增加的現象已開始剛起家長們的恐慌，個個急得四處求助。1985年的一個夜晚，在總統府出席招待會之後，芝告訴我，跟她同一輩的女士們同病相憐地互相談論著受過專業訓練的女兒未婚的問題。她們感歎女子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婚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在大部分女性沒受過正統教育的年代，聰明的和資質較差的女性都有同等機會「出嫁」，因為沒有所謂『O』水準或大學畢業的分級。如今相親的做法已經無法被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所接受。

　　除了怪罪于男性大學畢業生之外，他們的母親何嘗沒有責任。非大學畢業的母親希望自己的兒子娶個非大學畢業的媳婦過門，以免媳婦騎到自己頭上來。傳統的文化偏見總認為男人維護不了一家之主的形象，是可憐又可笑的事，要改變這樣的偏見談何容易。華人如此，印度人更是如此，馬來人尤其嚴重。

　　同樣的問題其實在任何教育層次都有。一大批『A』水準（劍橋普通教育證書高級水準，或者高級中學）畢業的女性，找不到學院或同等水平的男性願意娶她們為妻。『O』水準畢業的女性也一樣。女性只願上嫁，男性只想下娶，結果是教育程度最低的一群男士找不到老婆，因為未婚的女性教育水平都比他們高，誰也不願意嫁給他們。為了輔助社交發展署的功能，我促請人民協會理事長成立社交促進組，以中學教育程度的男女為服務的對象。社交促進組的會員人數迅速增加，到1995年時已增加到9.7萬人，通過它所組織的活動而互相認識的會員中，有31％結為夫妻。教育普及化摧毀了舊有的擇偶方式，叫政府不得不想方設法取代傳統紅娘扮演的角色。

　　1980年人口普查得來的數字也顯示，教育程度較高的女性比教育程度低的女性生育少，而且少很多，這使我們的問題雪上加霜。完成大專教育的婦女平均生育1.6個子女，初中和高中程度1.6，小學程度2.3，沒上過學的4.4.為人父母者要生育2.l個孩子才足以維持人口替代率。新加坡教育水平較低的人口正在加倍增長，教育水平較高的一群卻連替代水平也達不到。

　　為了扭轉這個生育趨勢，我和當時擔任教育部長的吳慶瑞，在1984年決定讓生育第三個孩子的大學畢業的母親，在為所有的子女選擇最好的學校時享有優先權。這可是每一個家長夢寐以求的一種特權，卻也是個敏感而看法不一的課題。內閣中由拉賈拉南率領的平等主義派勃然大怒，拉賈拉南對「聰明父母必出聰明子女」的說法予以駁斥。即使確實如此，他辯駁說，也沒有必要去傷害人家的自尊。巴克也表示不滿，不因為他同意拉賈拉南的看法，而是因為這種政策將冒犯資質較弱的家長和他們的孩子。年輕一輩的部長面對資深同僚三種全然不同的見解，也意見不一。凡事求實的吳慶瑞贊成我的看法，我們兩人堅持己見，認為非得把那些男性大學畢業生喚醒不可，以使他們擺脫不合時宜的下娶觀念。最後，我們以大多數票通過這個決定。

　　新政策引起非大學畢業母親的不滿原是意料中事，畢竟她們會比較吃虧。但是，令我和吳慶瑞始料不及的是，連大學畢業的母親也提出抗議，甚至不願意接受這種優先權。不過，年輕的男士們總算把話給聽了進去，有更多人娶教育程度相等的妻子，只是進度始終快不起來。大選過後，我同意放手讓繼吳慶瑞接任教育部長的陳慶炎改變原來的決定，撤銷大學畢業母親所享有的特權。我已經喚醒人民，尤其是受大專教育的青年男女，把國家的處境毫不掩飾地擺在他們面前。但是，既然這份特權使女性大學畢業生感到尷尬，我想還是取消比較好。

　　已婚婦女獲稅務優惠取而代之，我給予已婚婦女特別所得稅優惠——這次以大學、理工學院、『A』水準和『O』水準畢業生為對象，擴大範圍，避免過於強調一小群精英。凡是生育第三或第四個孩子，這些婦女體人或者她們的丈夫，就能獲得可觀的特別稅金回扣。這個稅金優惠果然使更多婦女生育第三或第四個孩子。許多輿論的矛頭指向政府，責怪政府在60年代草率推行「兩個就夠了」的生育計劃。這一步真的走錯了嗎？

　　其實有利也有弊。沒有這個政策，家庭計劃抑制人口增長，可能永無成功之日，失業和失學的問題就永遠解決不了。只可惜我們忽略了本應預說到的，那就是，教育水平較高的人只生一兩個孩子，教育水平較低者則繼續生育四個或更多孩子。談論家庭計劃問題的西方寫作人沒有向人們指出這一點，因為這麼做在政治上是不正確的。要是我們自己早一點發現這個問題，整個運動就可以以不同的手法和對象來展開——在60年代開展家庭計劃的時候，一開始就用獎勵措施鼓勵教育水平較高的婦女生育三個或更多的孩子。只可惜我們被蒙在鼓裡，一直到1983年，1980年的人口普查分析結果出來了，我們才看到不同社會和經濟組別的人的不同生育趨勢。

　　自從於1983年發表了那一次的演講之後，我定期公開以全l國會考成績最優秀的10％學生為對象的調查結果，對學生家長的教育背景進行統計分析。新加坡人已經接受一個事實：家長的教育水平和智能越高，子女越有可能達到同等的水平。我發表那一番演講，旨在喚醒我們的年輕男女和他們的父母，要他們採取行動扭轉當時已很嚴重的情況，隨即引發的公開議論也使情況有了改變。

　　吳慶瑞是受過訓練的統計師，在我棒喝男性大學畢業生之後的數年內，不斷研究有關數字。他告訴我，我們無法及時解決這個問題，以挽救大多數新加坡女性大學畢業生的命運。數字上雖然有好轉的跡象，但是卻也顯示，要扭轉這個趨勢得花上好多年的工夫，情況對這些優秀女性不利，連帶影響新加坡。到1997年，63％的男性大學畢業生娶了教育程度相同的妻子，比1982年的37％來得高。也有越來越多女性大學畢業生願意下嫁非大學畢業的男士，不再保持單身。要扭轉一種根深蒂固的文化偏差，實在並非易事。理性的一面叫我不得不同意吳慶瑞所說的，要改變這個文化差異的過程非常漫長，感性的一面卻叫我無法接受我們不能更快一些讓男士們覺悟，消除偏見。

　　當富裕的西方大國改變對亞洲移民的政策時，新加坡人才匾乏的問題更是雪上加霜。60年代美國在越南打仗，它不希望拒亞洲人於門外的移民政策使它蒙受反亞洲人之嫌，於是決定改變，允許亞洲人移民美國，扭轉了一個多世紀來隻接受白人移民的政策。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三個地大人稀的國家不久也相繼效法。這些國家長久以來禁止亞洲移民入籍。他們改變政策，開始容納素質和學歷較高的亞洲人才，新加坡因此失去一大批來自馬來西亞的華族和印度族人才。馬來西亞許多中產階級的華族和印度族專業人才紛紛移居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加拿大。到新加坡來受教育的外國學生也減少了。各國設立了自己的大學，許多學生也有經濟條件到澳大利亞、新西蘭、英國、美國和加拿大等國深造。

　　並非每一個領袖都同意我對這種政策改變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的看法。我在70年代初期告訴馬來西亞首相敦拉紮克，馬來西亞許多受過高深教育的華人和印度人紛紛移民到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使馬來西亞蒙受人才外流的損失，他卻回答說：「這不是『人人才外流』，是『麻煩外流』，把麻煩都排出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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