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27)_李光耀

二七

　　※9、婚嫁大辯論

　　許多輿論的矛頭指向政府，責任政府在60年代草率推行「兩個就夠了」的生育計劃。這一步真的走錯了嗎？其實有利也有弊。沒有這個政策，家庭計劃抑制人口增長，可能永無成功之日，失業和失學的問題就永遠解決不了。只可惜我們忽略了本應預見到的。

　　1983年8月14日晚上，我在常年國慶群眾大會上發表了出人意料的講話，通過兩個電視波道全部現場直播。那是觀眾最多的時刻。我指出，新加坡的男性大學畢業生若要他們的下一代像他們一樣有所作為，就不應該愚昧地堅持選擇教育程度和天資較低的女性為妻。後來，人們稱那次的講話為我的「婚嫁大辯論」。不出我所料，這番講話引起很大的迴響。內人芝事前就警告過我，教育水平只有「O」水準（劍橋普通教育證書普通水準）的女性人數遠超過大學畢業的女性。這件事導致人民行動黨在次年l的選舉中得票率下降12％，比我所預料的還多。

　　我花了很長的時間才悟透再明顯不過的道理：人才是新加坡最珍貴的資源。像新加坡這樣一個資源稀少，建國初期只有區區200萬人口的彈丸小國，人才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這裡的華族移民大部分是中國南方各省農民的後代，大多由勞工承包商通過契約招募而來，幹的都是扛貨物、拉人力車之類的粗活。早期的印度移民同樣是契約勞工，從事割膠、修路、挖掘溝渠等工作，他們多屬印度最低種姓。當時也有三五成群的印度商人和文員，最能幹的是信德邦商人和印度教婆羅門人士，尤其是他們的僧侶。他們的後代同樣不逞多讓。馬來人一般上則文比理強。

　　值得慶倖的是，在英國統治下的新加坡是區域教育中心，有優秀的學校和師資訓練，以及愛德華七世醫學院和萊佛士學院（有文科和理科）兩所高水準學府一它們後來在新加坡合併為馬來亞大學。馬來亞和婆羅洲等地最聰明的英校生前來這裡深造，住在基督教會管理的寄宿學校。最優秀的學生前來受訓成為醫生、教師和行政人員。他們是馬來亞、婆羅洲和荷屬東印度群島一也就是後來的印尼一等地600多萬個華族與印度族移民當中的精英。同樣，我們也有本區域最優秀的華校。這一帶的華族成功人士把子女送到這裡接受教育，之後再升上當時仍以華文教學的南洋大學。直到日治時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獨立國政府興起為止，華人在南洋各國之間自由遷移。有不少人因為新加坡的就業條件比較好而留下來，為新加坡注入了另一批人才。

　　最聰明的女性沒結婚促使我決定發表那次「婚嫁大辯論」演講的，是我桌上那一份1980年人口普查數據的分析報告。報告顯示，新加坡最聰明的女性沒有結婚，下一代缺少她們的傳人，這意味著將會產生相當嚴重的後果。最優秀的新加坡女件沒有傳宗接代，因為學歷相等的男性不肯娶他們。新加坡的大學畢業生一半左右是女性，其中將近三分之二小姑獨處。無論是華族、印度族或馬來族，亞洲男人都寧可娶個教育程度較低的妻子。1983年，只有38％的女性大學畢業生嫁給學歷相同的男性。

　　對這種失去平衡的婚姻與生育趨勢，我們再也不能不聞不問，不加以干預了。我決定給新加坡的男件一記當頭棒喝，使他們從愚昧、陳腐、具破壞性的偏見中醒悟過來。我引述了美國明尼蘇達州對好多對雙胞胎所做的一項研究的結果：這些孿生兄弟姐妹在許多方面都非常相似，即使分別由不同家庭在不同的國度帶大，他們在詞匯、智商、習慣、對飲食和朋友的好惡以及性格和個人特徵等方面，仍有80％左右完全相似。換句話說。一個人性格習性的塑造，近80％是先天遺傳的，大約20%則取決於後天的栽培。

　　孩子的能力介於雙親之間，少數會超越或不及他們的父母。因此，大學畢業的男性娶教育水平較低的女性，等於沒有充分製造讓孩子能夠升上大學的條件。我呼籲他們娶教育程度相等的女性為妻，也鼓勵受過高等教育的女件生育兩個或更多子女。

　　大學畢業的女性心裡不舒服，她們的情況經我一提成了舉國注目的焦點。非大學畢業的女性，還有她們的父母親，怪我勸阻男性大學畢業生跟她們成婚。報章輿論排山倒海般向我襲來，抨擊我是精英主義者，因為我相信人的資質是遺傳的，不受教育、飲食和培訓等後天條件的影響。一對從事專業工作的夫婦對所謂低收入家庭培養出來的孩子不那麼聰明的假設（其實我沒有做過這種假設）提出挑戰。「就說小提琴家李斌漢吧，他出身牛車水的平民區，當初如果不給他機會，他根本不可能發展本身的才華。」（從小在牛車水長大的李斌漢當年被耶胡迪。梅紐因發現，赴英國進人梅紐因的學校就讀，後來成為曼徹斯特管弦樂隊的第一小提琴手。）「整件事情抹上精英主義的色彩。」

　　另一個女讀者寫道：「我是一個未婚的成功專業女性，現年40歲。我保持單身，因為這是我的選擇。有人竟然認為區區一點錢財獎勵就能讓我跟第一個吸引我的男人上床，然後為了新加坡的未來生育出一個天才兒童，這實在是莫大的污辱。」連當時身為人民行動党後座議員的杜進才也對我的想法進行嘲諷。他說，他的母親從沒上過學，父親是個書記，只受過中學教育，如果必須依賴雙親的教育背景，他根本沒有出人頭地的機會。

　　為了支持我的論點，我把過去幾年以12、16和19歲三個年齡層在考試中成績最好的學生的10％作為調查對象，對學生家長的教育背景進行分析的統計報告公開。這些數字說服了大部分的人：父母親是否受過高等教育是決定學業成績優越與否的關鍵。我也公開了六七十年代的數據分析報告：大部分獲頒獎學金的優秀生，家長都沒有受過多少教育。這些家長當中有管倉庫的、做小販的、開的士的，也有當工人的。我把這些數據l和八九十年代的數據對比，後期數據顯示，首100名最傑出的獎學金得主當中，超過50％有個從事專業工作或自雇的父親或母親。由此得出明顯的結論：六七十年代那些有本事的獎學金得主的雙親，如果遲一個年代出世，身處教育普及，隨時有多種獎助學金和貸學金可供優秀學生申請的時代，他們也一定能考上大學。

　　西方媒體對這場風波大事報道。自由主義派的西方寫作人和評論員借此諷刺我無知，認為我滿腦子成見。但是有一位學者為我辯護——哈佛大學的心理學教授赫恩斯坦。他在1989年5月份《大西洋月刊》發表的《智商與生育率下降》一文中寫道：「在我們這個時代，新加坡的李光耀總理說過『智能水平將不斷下降，經濟將搖搖欲墜，我們的行政管理工作會困難重重，社會將出現滑坡』，原因在於那麼多受過高等教育的男性不跟教育水平同等的女性成婚，卻娶沒受過教育的女性，或者索性不娶。但是，李光耀是個例外，因為敢於公開談論低生育率在素質方面產生影響的現代政治領袖沒幾個人。」數年後，赫恩斯坦與人合撰了《鐘形曲線》一書，把資質來自遺傳的證據擺在讀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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