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26)_李光耀

二六

　　反對黨議員如果遭人中傷，同樣會採取訴訟行動。詹時中曾經起訴兩名行動黨部長，侯永昌和丹那巴南，結果對方給予賠償，庭外和解。拉賈拉南在1981年起訴當時擔任貿工部長的吳作棟，但是敗訴。他上訴到樞密院，結果還是一樣。在選民心目中，任何有關行為不當或不誠實的指控，都必須對簿公堂，這已成為不爭的原則。行動党的部長向來深得人民敬重，就是因為他們隨時準備出庭為任何行為不當的指控接受檢查和盤問。有人批評我採取訴訟行動是要堵住反對黨的嘴巴，使他們吭聲不得，但是這些人不明白，在一個貪污、朋黨與裙帶風仍然猖撅為患的區域，人們會多麼輕易相信任何關於不誠實或貪污的指控。

　　一些評論員聲稱新加坡的法官對我惟命是從。主審我的案子的都是資深法官，他們有自己的地位和名譽要維護。他們的判決發表在法律報告中，日後將成為其他案件的判例，任由律師界2000多名律師以及國立大學法律系師生如何鑽研，都經得起考驗。

　　這類關於我們利用誹謗訴訟使政敵破產的指控，在1994年10月7日達到了沸點。《國際先驅論壇報》當天發表由新加坡國立大學美籍講師克裡斯托弗·林格爾執筆的一篇文章，對我進行這樣的抨擊：「本區域一些容不下異己的政權在壓制歧見方面，展示了相當精妙的手段……其他比較含蓄：依靠惟命是從的法官替他們把反對黨政治人物整到破產。」該報的主編、出版人、作者全被我起訴。儘管有外國媒體全體出動為他們的案件大事宣傳，但是該報的主編和出版人卻寧可通過律師承認文章所言不實並道歉。法庭判《國際先驅論壇報》支付損失賠償和訴訟費。至於林格爾，為了避免在法庭上遭盤問，傳票一發出，他便逃離新加坡。

　　反對黨或報刊對我的名聲做出不公道的抨擊，我不但沒有壓制他們，反而是每一回上法庭當原告都把自己的私人和公家生活一概赤裸裸地攤開，任由審查。要不是記錄清白，這可是不必要的冒險。正因為我選擇了這麼做，而且把賠償金捐給需要幫助的慈善團體，所以一直有辦法維持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要砥柱中流和贏得選舉，政治議程必須掌握在我們手裡。要做到這點，同評論員辯論就絕不能被駁倒。他們埋怨我過於壓制0他們的言論，可是觀點有錯就必須受到挑戰，否則會影響民意，製造麻煩。那些為了一逞聰明而為難政府的人，一旦被我以同樣尖銳的言論還擊，可怨不得人。

　　與此同時，行動黨也嘗試同黨外人士建立聯繫，同教育程度較高，見聞較廣，希望參與國家辯論的新一代新加坡人溝通。行動黨在國會中占絕大多數議席，加上反對黨議員素質低，導致公眾產生一種感覺，好像另一類觀點在國會中總是得不到充分的l抒發。我們在1990年修改憲法，讓一小批非民選議員進人國會，以反映獨立或超黨派的觀點。這些議員稱為官委議員。這個計劃很成功，它讓非行動黨出身的傑出人士進人國會。官委議員一直扮演著建設性的角色，他們對政府的政策經過慎重考慮後，提出認真的批評。政府也同樣認真對待他們的意見。其中一位官委議員溫長明還以無公職議員的身分提出一項議案，並獲國會通過，成為後來的贍養父母法令。

　　1984年的大選過後，我們成立了民意處理組，提供管道讓公眾通過論壇和反饋會議，對一些政策發表意見。議員以同情聆聽的態度主持這類會議，目的是收取民意，不是籠絡人心。這使得人民大膽地說出他們的心裡話。不是所有相左的意見都會令我們改變或撤銷條例，但是這些反饋有助於政府改進政策。

　　繼1965年新馬分家、1968年英軍開始撤退之後，大選便成偽行動黨探測支持度的全民表決，不再是輸贏的問題。行動黨的得票率在80年代中期開始下降，主要原因是人數逐漸增加的年輕選民未曾經歷過早期的掙扎，對行動党的忠誠不比上一代人。他們要有一個反對黨的聲音同行動党抗衡，向政府施壓，以獲得更多優惠，同時使強硬政策軟化。這麼做遲早會造成無能之輩當選。這種情形確實發生了。

　　吳總理在1991年宣佈舉行大選時，反對黨改變策略，不再派出更多能力差的候選人上場，而是在提名當天，故意讓行動党在沒有對手的情況下贏得大多數議席。他們知道，人民希望國會裡有一些反對黨代表，但是也希望行動黨穩操執政大權。反對黨說這是他們的補選策略。這一招果然奏效。南洋大學畢業，本身是潮州人的劉程強，為工人党在潮州人居多的後港選區取得勝利。結果顯示他是一個稱職的基層領袖。詹時中領導的民主黨贏得三個議席，成為國會裡最大的反對黨，詹時中也正式成為反對黨的領袖。新的民主黨議員表現平平，有負眾望。詹時中有建設性，然而缺乏慧眼，否則他應該有能力建立一個規模可觀的政黨。1992年，他滿懷信心地引薦一個貌似可信的年輕講師作為他的紅牌候選人，推薦他去參加補選。不到兩年，這個得意門生卻把他驅逐出黨，迫使他不得不另起爐灶。

　　1997年大選，行動黨在83個議席當中只輸給了劉程強和代表一個新政黨的詹時中。行動黨獲得有效投票率的65％，上升了四個百分點，也扭轉了得票率下降的趨勢。我們擊敗了在1991年中選，但之後表現令選民大失所望的兩個民主黨議員。為了對付反對黨的「補選」策略，行動黨亮出競選之餌：在推行公共住房翻新計劃時，將根據選民對行動党的支持率來決定某個選區是否享有優先權。美國自由派人士批評這種做法有欠公平，聽起來好像政治撥款的把戲在其他地方並不存在似的。

　　現任行動党領袖正處於同年輕一代新加坡人建立心連心的聯繫的過程。1997至1999年的區域金融災難對從沒吃過苦的這一代人來說，是個考驗。人民、領袖雙方面共同克服了困難而變得更加堅強。這場危機以及同馬來西亞時而發生的摩擦，使新辦坡人高度警覺地認識到，生活在東南亞的現實環境中是怎麼一回事。我和同僚們建立的政治體制能否多維持一代人，在變化不大的情況下繼續運作？我有所懷疑。科技與環球化趨勢正在改變人們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新加坡人將有新的工作方法、新的生活方式。

　　在資訊科技時代裡，作為知識經濟的一個國際樞紐，我們受到外來影響的程度將是史無前例的。行動黨能否繼續主導新加坡的政壇，打著民主旗號的反對黨將來會形成多大的挑戰，這將取決於行動党領袖今後如何對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民不斷改變的需求和意願做出反應，以及如何在影響民生的決策過程中滿足他們享有更大參與權的欲望。新加坡可走的路不多，所以即使政見不同，在為我們的問題尋求解決方案時，將不至於無法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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