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25)_李光耀

二五

　　※8、中流砥柱四十年

　　我和同僚們建立的政治體制能否多維持一代人，在變化不大的情況下繼續運作？我有所懷疑……行動黨能否繼續主導新加坡的政壇，打著民主旗號的反對黨將來會形成多大的挑戰，這將取決於行動党領袖今後如何對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民不斷改變的需求和意願做出反應，以及如何在影響民主的決策過程中滿足他們享有更大參與權的欲望。

　　1959年至今，40年來人民行動黨連續十次贏得大選，始終沒有變得臃腫懈怠。我們是怎麼做到的呢？

　　批評新加坡的人相信行動黨能夠屹立不倒，是因為我們對付敵對者向來毫不留情。然而這樣的解釋未免簡單化了。如果我l們違背了同人民締結的信約，早就被踢出局了。我們在60年代領導人民走出絕望的深淵，進人前所未有的增長與發展的時代。我們利用世界貿易與投資增長作為墊腳石，只用一代人的時間便從第三世界晉升到第一世界的水平。

　　在最難應付的政敵身上，我們學到了很多東西。現在的反對黨領袖走訪選區是為了試探他們在哪一區會有所作為——憑的是人們在小販中心、咖啡店、食閣、超級市場等場所對他們做出怎樣的反應，以及接不接受他們分發的傳單等等。我從來不信這一套。我跟政敵之間有過許多次不愉快的交手，從中認識到了選舊的總體情緒固然重要，關鍵其實在於爭取民眾支持的機制和組織網絡。

　　當年我們到共產黨人的地盤訪問，結果遭當地的居民冷落。選區裡的主要人物，包括工會領袖，以及零售商或小販公會、宗鄉會館、校友會等等的理事，全被共產黨幹部拉攏到同一個網絡中，使他們感到自己屬一支穩操勝券的隊伍。碰上他們，不管我們在競選期間付出多少心血，仍始終無法取得顯著的進展。他們牢牢地控制著基層，惟一對付他們的辦法是年復一年地在大選與大選之間，堅持不懈地在同一基層下苦功。

　　為了同親共產黨工會和協會開辦的夜間進修班競爭，我們成立了人民協會，把多個宗鄉會館、商會、消閒俱樂部，以及從事藝術、業餘與社交活動的團體收編為團體會員，讓它們在我們設立的100多個民眾聯絡所提供諮詢與服務。這些聯絡所主辦中英文識字班、縫紉班、烹飪班，還開班教人修理汽車、電器、收音機、電視機等等。我們同共產黨一爭長短，進而超越他們，借此逐漸奪回部分共產黨人培養的基層。

　　1962至1963年間，走訪各個選區時，我召集了全島各個小村鎮的活躍分子。他們是各種社團和俱樂部的地方領袖，各自組成本地區的歡迎委員會來跟我和我的一組官員討論改善道路。安裝街燈和水龍頭、疏浚溝渠以消除水患等事務。訪問結束後，我們撥出款項讓工作小組負起後續的工作，落實這些項目。

　　1964年，當我們還是馬來西亞的成員時，發生了種族暴亂，過後，我們成立了「親善委員會」，以防再度出現種族關係失控的局面。委員會委員是由同一地方上不同社群的基層領袖組成的。

　　我以這些「歡迎」和「親善」委員會為基礎，吸收比較活躍和有潛能的委員，為聯絡所管委會和公民諮詢委員會服務。聯絡所管委會主辦消閒、教育和其他活動。公民諮詢委員會則利用我們提供的款項，展開改善地方設施的小規模公共工程。他們也自行籌款，為窮人提供福利金和助學金。

　　當時的社區領袖不願意，甚至害怕公開跟某個政黨認同，寧可跟政府站在一起。這是殖民地時期，尤其是宣佈「緊急狀態」期間留下來的後遺症。當時共產黨人非常活躍，誰跟那些同馬共敵對競爭的政黨認同，都會受到懲罰。通過成立聯絡所管委會、公民諮詢委員會之類的半官方組織，我們動員了多個領域的長者，他們在各自的社區都是德高望重的人物。每次大選過後，他們總會跟我們的議員合作。儘管其中一些長者在大選期間保持中立，不積極助選，他們的支持和影響力卻對選民產生作用。

　　後來，隨著越來越多人搬進組屋，我成立了居民委員會，讓每個委員會為六到十座組屋服務，基層領袖和居民之間因此有更密切的交流。這樣，每個建屋局新鎮都有一個網絡，把居委會同聯絡所管委會、公民諮詢委員會聯繫起來，進而同網絡的神經中樞——總理公署相聯結。因此，反對黨領袖走訪居民，往往是在獲得細心管理和照顧的行動黨地盤活動。社區裡自然會有游離選民存在，但同時也有一股由地方領袖組成的中堅力量——他們知道行動党議員得到政府的支持，不論大選期間或大選過後，都會照顧居民的需要。

　　英國宣佈從新加坡撤軍後不久舉行的1968年大選，是一個轉換點。我們以壓倒性票數贏得了所有議席。到了1972年，也就是四年以後，我們幾乎創造了奇跡，令人民放下心頭大石，轉憂為喜。儘管英軍撤退，國內生產總值隨之下跌20％，工作崗位也減少了五萬個，我們卻能取得高增長。並降低失業率。美國跨國公司製造了數以千計的電器與電子廠的工作職位。我在同年9月舉行大選時，65個議席當中，反對黨候選人同我們競選57個，結果我們以70％的得票率贏得了這57個席位。

　　1976年我們再度囊括所有席位，37個無對手，38個競爭席位全勝。行動党領袖的崇高地位，加上我們取得的成就，令反對黨難以招架。人民對行動党的領導能力充滿信心，不想要反對黨。他們一心要經濟繼續增長，離開陋屋，找份待遇優厚的工作，傭逐漸提高的薪金購買新組屋，把孩子送人我們當時正在興建的設備較好的學校。大家猶如跟著潮水般不斷升漲。

　　我們在1980年第四度席捲大選的所有席位，37個沒有競爭對手，38個以77.5％的得票率贏得。我的政敵總是等到大選期間才造謠誣衊，希望能令我蒙受最大的打擊。如果不訴諸法律行動，人們就會相信這些無稽的指控。西方的自由派評論員說，我的名譽無懈可擊，沒有人會相信沖我而來的一派胡言，因此我應該寬宏大量，不加理睬，不該懷恨在心，提出訴訟。但是人們之所以不相信這些胡言亂語，惟一的原因就在於我總是嚴加駁斥。如果不提出訴訟，有人就會拿這些做證據，說我心虛。

　　在鄧亮洪案件中，我購買兩間公寓一事有好一陣子在政壇鬧得沸沸揚揚。如果在鄧亮洪于《亞洲週刊》發表那番談話之後不控告他，他會在接下來的大選中，肆無忌憚地進行更多荒謬的指責，到那個時候要反駁他為時已晚，連行動党的支持者也會猜疑我有沒有犯錯。不過，因為新加坡人民知道我對任何不符事實的誹謗言論必會提出挑戰，因此鄧亮洪在詆毀我的時候，立刻把資金調離新加坡，為接踵而來的後果做好準備。有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使我必定起訴誹謗我的人：自50年代以來，我們建立的政治環境要求政界人士一旦面對有關行為不檢或做錯事的指控，務必站出來自我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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