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22)_李光耀

二二

　　1972年，我們成立了由勞資政三方代表組成的全國工資理事會。理事會每年利用政府收集到的精確資料，取得了廣泛的共識，就新一年的加薪和其他服務條件，提出大家能負擔又能進一步促進經濟增長的聯合建議。這些建議被採納為一切勞資談判的指導原則，不同的領域再根據個別情況進行調整。從成立之初起，各方便同意遵守一個原則：加薪幅度不能大於生產力的提高。

　　由於全國彌漫著深重的危機感，我才有辦法在幾年內扭轉工會的態度。英軍即將撤退可能造成經濟崩潰的危險，改變了國人的情緒和態度。他們意識到除非新加坡來個180度的轉變，擺脫罷工和暴力，轉而向穩定和經濟增長的方向努力，否則無異於束手待斃。

　　我讓資方扮演新的角色，由他們自己爭取工人的合作，否則生產力不可能提高。定嚴規，說硬話，單單這些起不了作用。是政府的總體政策使工人和工會領袖支持我們的大目標，使國際社會對新加坡有信心，從而吸引外國前來投資，提供就業機會。不過最終還是我和工會的多年交往贏得他們的信賴，好鬥、對抗的勞資關係才轉變為合作的夥伴似的關係。

　　§工會不再那麼好鬥

　　1969年，德萬·奈爾在我敦促下回到新加坡，再次挑起領導職總的大樑。德萬·奈爾在1964年獲選出任馬來西亞國會議員，之後便一直留在吉隆坡。我需要他在新加坡擔當維持工業和平並說服工友提高生產力和工作效率的重任。有德萬·奈爾出任職總秘書長使我受益不淺，他為我協調和調整政策，向大小工會灌輸積極的工作態度。從1979年開始，他領導職總，直到1981年國會推選他為新加坡總統為止。在這期間，他以職總領袖的身分勸服工會領袖面對世界市場的競爭挑戰。溫斯敏每次來新加坡，總會跟負責聯絡工作的官員嚴崇濤一起會見德萬·奈爾，向他彙報當前的經濟和就業情況。是德萬·奈爾教會工會領袖基本的經濟原理，使三方組成的全國工資理事會有所建樹。

　　他面對的一個問題是，工會鬥爭減少導致會員人數也減少了。為了應付這個趨勢，德萬·奈爾在1969年11月舉辦現代化研討會，在會上說服與會代表相信有必要使工會的功能現代化，以適應今非昔比的環境。他們成立了幾個工會合作社企業。職總在1970年成立一個的士合作社，稱為「職總康福的士工友合作社」，協助打破60年代「霸王的士」橫行一時的局面。康福剛開始時只擁有200輛摩裡斯·奧克斯福德的士和200輛英國奧斯汀小巴。這些是用英國提供的援助貸款配套支付的。到了1994年，康福擁有一萬輛的士和N輛學校巴士，它在這個時候進行企0業化管理，然後在新加坡股票交易所掛牌上市，成為「康福集團有限公司」。職總也以減低會員的生活費用為出發點，在T3年成立「職總消費合作社」，開辦商店、百貨公司和超級市場。後來0它改名「職總平價合作社」，成了家喻戶曉的連鎖超級市場，盡可能把基本消費物價維持在接近批發價的水平。

　　1970年，「職總英康保險合作社」開始受理壽險業務，然後擴展到車險和其他領域，雇用的是專業精算師和富有經驗的管理人員。工會領袖受委加入這些合作社的董事會，負責監督管理這些企業的專業人員，他們本身很快就明白健全的管理制度是通往成功的必經之路。不斷更換領導人才使職總能夠和年輕一代的工友並肩前進。1981年德萬·奈爾卸下職總的職務出任總統，由37歲的政治秘書林子安接任秘書長。林子安在1977年當上國會議員後，曾在德萬·奈爾手下工作過。他是格拉斯哥大學造船系的一級榮譽學士。他把良好的管理方式引人工會，但是處理人際關係的技巧卻不及德萬·奈爾。老一輩的工會領袖對他產生了誤解，在他們眼裡，林子安少了那一點親和力。

　　每當領導權轉移涉及領袖換代時，我都會面對這樣的問題。子安比德萬·奈爾年輕20多歲，屬德萬·奈爾那一代的工會領袖習慣了德萬·奈爾的作風，對子安截然不同的工作方式無法欣賞。基本問題在於上一代領袖不歡迎組織裡突然出現年輕的生力軍。子安在我的建議下引進數名年輕的大學畢業生幫他忙，這使上一代工會領袖更加不自在。我得出的結論是，他很難跟他們繼續相處。他認為這是他個人的失敗，因此毅然在1982年退出政壇，加入私人企業界，在同新加坡政府有聯繫的最大公司之一吉寶企業任職。作為一個企業領導者，他交出漂亮的成績，成為沈基文身邊的支柱人物。沈基文這時已卸下公共服務領導人的職位，改任吉寶企業主席。

　　我和德萬·奈爾一致認為，當時的交通兼勞工部長王鼎昌能夠跟老一輩的工會領袖合得來。他40多歲，比子安年長9歲，我相信他和老一輩領袖們比較沒有代溝。我遊說鼎昌執掌工會事務，他答應了。1983年，他被推選為職總秘書長，同時繼續留在內閣。這樣的安排效果不錯，因為有人在內閣替工會說話，反過來說，政府在討論政策的時候也能考慮到工會的觀點。鼎昌是阿得雷德大學培養出來的建築師，能講流利的英語。華校出身也使他兼通華語和自己的母語福建話。他同工會領袖和一般會員相處融洽，並把職總帶人新的領域，為會員提供更好的消閒設施。在這方面，我鼓勵他，但是他實在並不需要什麼外來的推動力，他所需要的反而是資金和政治後盾——這些我都為他提供了。

　　職總把業務擴展到醫療、托兒、廣播電臺等服務，也經營為工人服務的海濱度假酒店「白沙度假村」，還有在實裡達下段蓄水池畔開闢設有高爾夫球場的「胡姬鄉村俱樂部」。職總也建造高質量的共管式公寓讓會員購買。這些新的合作社企業讓更多工會領袖有機會親身體驗管理企業的情況，並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工會新領袖，使他們掌握良好的管理技巧。這些俱樂部、度假村和其他設施為工人提供以往只有較富裕者才享受得到的生活方式。工人自歎出身比人寒微，他們感受到自己不能享受只有成功人士才能享有的生活方式，我相信，這種感受會因為有了這些設施而不至於那麼強烈。為了使工人能夠負擔使用設施的費用，政府以象徵式的收費提供國有土地興建這些設施。

　　多年來我一直敦促職總成立勞工學院。鼎昌在1990年終於請來拉斯金學院的院長，協助新加坡創辦勞工研究學院，開設勞資關係和發展領導能力方面的課程。

　　§工運邁入新領域

　　鼎昌在1993年的全民投票中獲選為新加坡總統，比他年輕12歲，當時擔任貿工部第二部長的林文興接過職總秘書長的棒子。文興畢業於坐落在泰恩河畔的紐卡斯爾大學，修讀造船學，1981年起就開始和工會打交道。他處理人際關係的技巧純熟，在工會很吃得開。他把一批受過高深教育，才華出眾，年紀二三十歲的年輕後輩引進職總。這些年輕人在海外大學的成績驕人，有滿腦袋的點子。這批新血的注人革新了工會領袖的想法和心態，使工會能夠交出好成績來。文興和鼎昌一樣，繼續留在內閣，工會同政府合作的方式就此定型，這種合作方式一直都對新加坡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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