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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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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工會脫胎換骨 1968年初,我在職總代表大會上說服與會代表們相信,對新加坡的生存來說,勞資關係比加薪更重要。我們必須聯手改善勞工運動,廢除束縛手腳的慣例,制止濫用附加福利……我追述了英國碼頭在工潮中陷入癱瘓,平白浪費了幾年的時間,並導致1967年英鎊貶值的事件,借此發出警告:「要是我們的港口發生這種事情,我會宣佈那是犯了最嚴重的叛國罪……」 我的政治生涯一開始是為工會鬥爭,出任工會的法律顧問和談判代表。到了50年代中期,工會一般都變得好鬥起來。為了爭取投資,並且教育工會領袖和工會會員,使他們瞭解,為了提供新的職位,我們非爭取投資不可。不過,要這麼做談何容易。 4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工會引起數不盡的罷工、怠工和暴亂。從1961年7月到1962年9月,新加坡發生了153次罷工行動,創下本地記錄。1969年,這也是戰前以來的第一次,全年沒有發生過一起罷工或停工事件。我們是怎麼做到的呢?不能殺死下金蛋的鵝英國式的工會作風毒害了新加坡的勞工運動。殖民地政府請來英國職工大會的傑克。佈雷熱等顧問。這些顧問把壓榨雇主的種種不良做法傳授給他們,不顧公司狀況一味要求提高工資和改善福利。 1966年7月,我在軍部平民雇員聯合會的會議上,呼籲英軍雇員擯棄這些摧毀了英國經濟的英國工會陋習。我承認,當我代表工會進行談判時採取過好些類似的做法,因為當時工人受到太多的剝削。但是,那麼做的後果很糟,失業問題更因此雪上加霜,我悔不當初。例如,公共假日三薪導致清潔工人故意在公共假日前夕積壓垃圾,這樣他們在假日就一定有工作。規定公共假日的用意是讓工人有時間休息,可我們的工人要的是更多的薪水,不是更多的閒暇。我促請工會領袖改變工會的一貫作風,破舊立新。 為了強調這方面的看法,我於1966年11月在國際勞工組織亞洲顧問委員會會議上,當著該組織的職員和來自其他亞洲國家的工會領袖的面,重提這個問題。我告訴新加坡的工會領袖,他們不能殺死下金蛋的鵝,我們需要這些金蛋。我說,工會曾經是新加坡反英政治運動的一分子。政治領袖,包括我在內,答應過為工人爭取獨立。我們說過:「跟我們一起爭取自由吧,英國雇主給英國工人什麼樣的待遇,我們就給你們什麼樣的待遇。」許下的諾言如今無論如何必須兌現,但是要做到這點,我們必須重新建立「監管制度、紀律和工作準則」,以提高工作效率。 每年有三萬人離校找工作。我解釋說,新加坡工會的行事作風迫使雇主走資本密集路線,投資添置昂貴的機器來進行生產,儘量少請工人,情況和英國大同小異。這就造成一小批享有特權的工會會員領取高薪,而待遇太低和未充分就業的工人則越來越多。如果我們維持凝聚力和穩定,不重犯過去的愚蠢錯誤而動搖人們對新加坡的信心,我們應該能夠解決這些問題。我們需要有新的觀念,其中最重要的是,報酬必須以工作表現而不是工作時間為根據。 新馬分家給工會和工人帶來的震撼太大了,加上英軍撤退後前途未蔔,人心惶惶,因此他們接受了我這種講究實際的做法。他們知道,我們的處境危急,國家獨立面臨威脅。人民行動党國會議員、職工總會秘書長何思明是我在工會服務時期的老同事,他對我的政策,例如取消公共假日三薪的決定,提出抗議。他和工會同仁必須應付基層的壓力,爭取工人群眾站在他們那一邊,以免被共產黨的工會領袖蓋過。我不得不對0他的抗議置之不理,但是私下裡特地同工會領袖會面,向他們解釋我的顧慮。這些非正式會談使他們明白我為什麼必須建立新的架構,精簡我們的勞動隊伍。 1967年1月,衛生部開始推行新的清潔工人工作制度。同年2月1日,公共日薪雇員聯合總會屬下的公共日薪清潔工友聯合會大約2400名工人發動「野貓」式(指未經工會批准或自行發動的)罷工。 這次罷工是新加坡勞資關係史上的一個轉換點。政府針鋒相對地應付罷工行動,贏得公眾的支持,也導致工會文化產生了變化從目無法紀轉為講理並互諒互讓。我把公眾輿論進一步扭轉過來,通過向工會發表一系列演說,使工人對我們計劃修訂勞工法令有心理上的準備。我們完全禁止某些重要的服務部門進行罷工,並規定每個法定機構成立本身的工會。 1968年初,我在職總代表大會上說服與會代表們相信,對新加坡的生存來說,勞資關係比加薪更重要。我們必須聯手改善勞工運動,廢除束縛手腳的慣例,制止濫用附加福利。我指望他們以領袖的身分開創以講究實際的策略見稱的新勞工運動。我追述了英國碼頭在工潮中陷入癱瘓,平白浪費了幾年的時間,並導致1967年英鎊貶值的事件,借此發出警告:「要是我們的港口發生這種事情,我會宣佈那是犯了最嚴重的叛國罪,並採取行動對付罷工領袖,過後把他們控上法庭。我會立刻讓港口恢復運作。新元決不會貶值,我想人民是希望政府做出這一保證的。」我特別指出「地位穩固的勞工自私自利的行為」。新加坡港務局1967年處理的貨物增加了超過10%,雇用的工人卻沒有增加,因為額外工作都成了超時工作。在僧多粥少的非常時期,這是不道德的行為。我對工會代表說,一定要使新加坡擺脫英國工會的一切有害陋習。 為了求取平衡,我在一個雇主會議上指出,他們要工人付出最大的努力,就必須公平對待工人;工會和雇主的基本目標相左,結果只會摧毀國家的經濟。我敦促本地雇主盡自己的本份,這樣工人才會付出最大的努力,爭取最高的報酬:直接報酬來自工資和工作福利,間接報酬通過政府的收人獲取,包括屬自己的住房,還有保健、教育和社會福利。 1968年1月,英軍宣佈撤退,加深了人們的不安。我抓緊時機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革除那些導致雇主的特權被剝奪、資方統籌業務的能力受侵蝕的工會陋習。1968年4月大選高奏凱歌之後,國會在同一年立法通過雇傭法令和勞資關係(修正)法令,後來又修訂了職工會法令。這些法令制定了最基本的雇傭條件,以及裁員賠償、超時補貼和附加福利的項限,劃一周假、公共假日、工作日、年假、產假和病假的條規,讓資方重新掌握聘用、開除、播升和調動雇員等在工潮迭起的年代被工會侵佔的功能和權力。它們奠定了勞資關係和諧的基礎。 我們規定工會必須先通過秘密投票才能採取罷工或勞工行動,否則將當違法論,工會和工會職員可被提控。這項規定廢止了公開舉手表決的投票方式,使持有不同意見的人不再受到脅迫而默默屈從。 我在工會服務時期的另一個老友,也是人民行動党議員的職工總會領導人余美國,反對雇主在雇用和開除員工方面享有那麼大的自由。不過,他接受工會在態度上應避免動輒對峙的做法,以便創造較有利於外來投資的環境。我也採納防範措施,避免發生濫用權力的事件。雇傭和勞資關係條例與慣例經過修訂和改變,產生了具體的效益。不出一年,新加坡有52家新工廠落成,在1969年製造了17000份職業。第二年,新投資提供了兩萬0個新的就業機會。工人的收入也增加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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