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20)_李光耀

二〇

　　1997至1998年間，事事瞬息萬變，日元兌美元狂跌，或德國馬克對美元激升，就足以使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一下子虧或者賺好幾十億元。投資是高風險的活動。我的基本目標是為國人的積蓄保值，使資產得到應有的回報，不是要獲取最高的回報。從1985年至今，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15年來的表現，一直在環球投資相關基準之上，所做到的已經遠超過保持我們的資產價值了。

　　幾次金融危機都過關不過跟香港比較，外界認為新加坡金融中心的管制過嚴。一些批評者這麼寫道：「在香港，沒有明文禁止就可以做。在新加坡，沒有明文批准就不可以做。」他們忘記了香港過去有英國國旗和英格蘭銀行做後盾。新加坡沒有這樣的保護網，我們不可能在跌得這麼重之後，還能像他們那麼樣輕易地爬起來。我們必須先靠自己樹立本身的聲望。來訪的外國銀行家以前常常告訴我，如果新加坡肯讓他們把新的金融產品引進來，不必等其他地方率先試驗使用，我們的金融市場將能增長得更快。我總是靜靜聆聽，但是始終沒有插手，因為我相信我們需要更多時間建立新加坡的地位和聲譽。

　　1990年卸下總理職務後，我有更多的時間深人探討研究新加坡的銀行業。我和一些本地銀行家吃午餐談公事，其中一人是林和紀。他是一個精明的外匯交易員，事業有成，在新加坡管理一家大規模的外資銀行。他說服我重新檢討我們的政策。他認為這些政策過分謹慎，妨礙新加坡金融中心擴大發展，以致無法追上比我們發達的中心的活動。

　　1994年年中，我也召集在外國金融機構擔任管理要職的新加坡人士，舉行數次獻策會議。在他們的勸說下，我確信我們有太多國民積蓄存放在公積金戶頭裡，而法定機構以及同政府有聯繫的公司，總是把餘款存進銀行的做法太保守了。他們大可通過新加坡有經驗、資深的國際基金管理公同進行投資，取得更高的回報。這將擴大本地的基金管理業，招攬更多基金管理公司，從而吸引更多外資流入本區域進行投資。1992年之後，我對本地管制措施和銀行作風的看法開始起了變化。

　　前美國國務卿喬治·舒爾茨在這一年邀請我加入他所主持的JP摩根國際諮詢委員會。JP摩根是美國一流的銀行，每年總要召開兩次最高層會議。在從這些會議上聽到的彙報以及同銀行高層的交流中，我見識了他們的作業方式，看到他們如何為銀行服務的環球化運籌帷幄。委員會成員的素質使我驚歎，除阿JP摩根各個部門的主管外，他們還包括成功幹練的企業總裁，以及來自全球各大經濟區的前政治領袖，大家為委員會提供阿不同的見解。他們覺得我有價值，因為我瞭解本區域的情況。其他成員則就各自的區域或專長領域，帶來鮮為外人所知的內幕資料。從這裡我瞭解到他們在比較了拉丁美洲、俄羅斯、前蘇聯其他成員、其他東歐國家等新興市場後，給東南亞怎樣的定位。對於銀行服務的創新和改革，他們表示非常歡迎並做好充分準備，特別是在開拓資訊科技方面，這一點叫我心服口服。我斷定新加坡跟他們相比，差別何止十萬八千里。

　　作為政府投資公司的主席，我有機會跟歐美和日本大銀行的總裁商討一系列銀行課題，因此知道他們怎麼看待環球銀行服務的未來走向。相比之下，新加坡銀行傾向于閉關自守，董事部成員以新加坡人為主，主要執行員亦然。我向四大銀行中的三家——華僑銀行、大華銀行和華聯銀行的主席，表達了我的顧慮。從他們的反應來看，我得出結論：他們尚未意識到，在環球化趨勢快馬加鞭的時代，排他、不放眼天下和缺乏前瞻性的心態有多麼危險。他們的表現良好，沒有競爭的壓力。他們希望政府繼續約束外資銀行，使它們不能增設分行，甚至不能多設自動提款機。

　　我向他們發出警告，新加坡遲早因為同美國簽署雙邊協議，也有可能因為世界貿易組織協議的規定而不得不開放銀行業，停止保護本地銀行。

　　我決定在1997年打破這個舊框框。新加坡銀行需要注人外來人才，同時改變心態。如果三大銀行不肯向前，政府持有股份的新加坡發展銀行只好以身作則，身體力行。經過一番物色，發展銀行在1998年聘請了當時即將離開Jp摩根的資深高級執行人員約翰。奧爾茲擔任副主席兼總裁，他把銀行發展成為亞洲的主要銀行之一。不久後，華僑銀行委任香港銀行家歐肇基擔任總裁。

　　30多年來，我一直支持高銘勝限制外資銀行進入本地市場。我相信現在該是讓國際勁敵加入競賽，以迫使本地四大銀行選擇提升服務或喪失市場佔有率的時候了。它們或許真有可能爭不過人家，到頭來我們落得失去由新加坡人持有和管理的銀行的下場，一旦爆發金融危機，我們將無所依靠。這樣的風險確實存在。慢慢地，我得出結論，金融管理局的銀行及金融機構部門副董事經理高銘勝，沒有趕上全球銀行業大步跨進的發展。他過於保護我們的投資者。

　　我向紐約聯邦儲備銀行前總裁傑拉爾德·科裡根和英格蘭銀行前職員布賴恩·奎因請教，他們分別給予的意見是，新加坡能夠在不降低要求、不增加系統全面崩潰的風險的情況下，改換監管銀行的風格和方式。主要金融中心如紐約和倫敦，它們把重點放在保護制度本身，而不是忙著保護各自的臨場業者或個別投資者。科裡根和奎因說服我們應該讓基礎較穩、管理較好的機構享有更大的空間，承擔較多的風險。我不想親自整頓金融管理局，於是在1997年初得到總理的們意後，讓顯龍參與其事。他開始同銀行家和基金管理人員會面，熟悉新加坡金融業的運作方式。

　　一年後，在1998年1月1陽，當總理委任他為金融管理局主席時，他已經準備出擊了。在幾名主要官員的支持下，他對金融管理局進行改組，調整重點，以全新的風格管理和發展金融業。顯龍和由他領導的小組改變了金融管理局對金融界的監管風格；手法比較寬鬆，也比較能夠接納業者的建議和意見。在管理顧問和各個行業委員會的指導下，他們修訂有關政策，金融界上上下下無不受影響。他們也採取措施推動資產管理業和修訂關於新元國際化的條例，藉以刺激資本市場的發展。金融管理局鼓勵新加坡股票交易所和新加坡國際金融交易所進行合併，並停止制約傭金收費率和交易所的服務管道。金融管理局批准外資特准全面銀行增設更多分行和自動提款機，通過這個方法開放國內銀行業。該局撤銷對外國投資者在本地銀行的股權限制，同時效法許多美國銀行的制度，規定本地銀行的董事部成立提名委員會。這些委員會負責審查董事部和管理要職的提名名單，確保只有能幹的人才會受委，而且受委者會顧全全體股東的利益，不單單照顧手握控制大權的大股東的利益。

　　各家銀行相信，金融管理局放寬監管將能讓它們發揮更大的創意來推出新的金融產品。或許我們早就應該推行這些改革。但是，只有在金融管理局證明了它所建立的體制經得起1987年和1997年至1998年兩次金融風暴的吹襲後，我才有足夠的信心讓新加坡朝「沒有明文禁止就可以做」的方向推進。我們的審慎態度支撐新加坡渡過1997至1998年的東亞金融危機。這裡的銀行穩步過關，沒有發生放賬過多的情形，股市也沒有出現過熱的泡沫現象。從1968年第一次推出亞元市場至今，我們花了整整30年才建立起新加坡國際金融中心管理妥善的信譽。

　　從1997年7月開始，金融風暴隨著泰銑貶值橫掃東亞，一連串災難把這個區域的貨幣、股市和經濟都搞垮了，但是新加坡卻沒有一家銀行受到動搖。投資者都急著撤離新興市場，新加坡市場正好屬這個類別。當基金經理都存有掉入隱匿陷阱的顧慮時，隱瞞資料是不智的。我們決定儘量公開資料。為了方便投資者評估我們的資產價值，我們說服新加坡銀行摒棄維持秘密儲備和不公開不良貸款的一貫作風。新加坡銀行披露它們向本區域提供的貸款數額，為這些區域貸款大幅度制定另外的總體應付措施，預先處理可能出問題的帳目，而不是坐待貸款變成呆帳。由於金融管理局採取了有效率的措施應付危機，新加坡的金融中心地位進一步得以鞏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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