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16)_李光耀

一六

　　新加坡最早的投資者是英國人。英軍撤出新加坡之後，許多英國公司也隨著英國國旗撤出。我極力爭取英國公司在本地投資，但是他們害了退縮症，紛紛從帝國退回安穩的本國。其實當間他們在本國面對工會問題，這樣做是不符合他們的經濟效益的。只有到70年代末期，新加坡證明自己有能力交出成績，英國投資者才急切地回來，這回不是搞原料加工或貿易，而是製造藥品等高增值產品。美占製藥廠在新加坡設廠，以先進技術製造半合成盤尼西林供應亞洲市場，特別是日本。

　　其實最早來到這裡，並通過帝國統治把本區域國家引進國際社會的正是英國、荷蘭和法國。但是這些前帝國花了很長的時間，才適應後殖民時代的貿易和投資新局面，把自己犁過的土地白白送給美國人和日本人來播種。

　　幾家設在新加坡的跨國公司儘管基礎穩固，仍不免受到全球結構調整、科技發明和市場變化的衝擊。在我記憶中有一個例子最明顯，那就是爭取了好幾年之後，經濟發展局終於說服德國相機製造廠羅萊把業務轉移到新加坡。當時，德國工資高使他們喪失競爭力。1970年，我到不倫瑞克訪問羅萊工廠，隨後不久，羅萊便開始把整個生產活動遷移到新加坡，在這裡製造相機、閃光槍、放映機、鏡頭和快門，同時替德國其他著名的相機製造商生產相機。羅萊跟經濟發展局攜手設立了一個中心，在精密機械、精密光學、工具製造和電動機械方面培訓工人。

　　羅萊（新加坡）公司製造的相機堪稱一流，然而卻因為市場和科技多變而無法暢銷。羅萊的研究與開發工作在德國進行，新加坡則成為生產基地，這使策劃和協調工作無法順利展開。公司的研究與開發工作集中在市場較呆滯的專業攝影器材方面，日本卻發展操作越變越簡單的相機，安上取景器和自動聚焦、測距儀等精巧裝置一一十這全拜集成電路片的開發所賜。德國人在這方面手腳不比日本人快。11年後，德國和新加坡兩地的羅萊公司都處於破產狀態。一次重大的打擊羅萊的失敗，對新加坡的工業化努力是一次重大的打擊，因為歐洲投資者認為，這是歐洲無法把技術轉移給新加坡的例子。

　　經濟發展局費盡唇舌向他們解釋，羅萊的失敗是科技和市場情況發生變化所致。值得安慰的是，它的4000名受過精密工程培訓的工人，成了80年代出現的磁盤驅動器工業的寶貴建設資源。經濟發展局一直是負責吸引投資的主要機構，所招攬的投資項目源源不斷，增值性越來越高。這麼一來，雖然工資和其他成本逐漸提高，新加坡卻仍然能夠保持競爭力。經濟發展局的官員依然是新加坡最優秀的大學生，大部分留學歐美和英國，現任主席楊烈國更是跨國公司的總裁們所熟悉的人物，他以幹勁十足和靠得住見稱，言出必行。

　　回顧過去，我不敢說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和工業化成就，是按照預定計劃發展出來的成果。分家前擬定的早期計劃是以新馬建立共同市場的假設為基礎的。健力士已經付了按櫃金，要在裕廊的一個地段興建釀酒廠，馬來西亞財政部長陳修信卻告訴公司的董事主席阿倫。倫諾斯克。博伊德，他連一瓶黑啤酒也不會批准進口。博伊德於是在吉隆坡興建釀酒廠，並表示願意讓我們沒收按櫃金。我們把按櫃金退還給他。幾年後我們照樣回敬陳修信，拒絕削減馬來西亞健力士釀酒廠釀制的黑啤酒的入口稅。健力士只好發出許可證，讓新加坡的一家釀酒廠替他們在本地生產黑啤酒。

　　我們把大部分篩選工作留給跨國公司，是它們把各種工業帶進新加坡，就由它們自行選擇它們認為能成氣候的工業。一些工業，比如修船、煉油和石油化學、銀行和金融等是由經濟發展局、財長韓瑞生或我本人挑選的。貿工部相信生物科技、電腦產品、特製化學品、電信儀器和服務等行業，日後可能大有作為。當峨們不能肯定新的研究與開發領域會有怎樣的發展時，便採取分散風險的做法。

　　我們的任務是廣泛擬定經濟目標和實現目標的期限。我們定期檢討這些計劃，並按照時局的新變化進行調整。建造基礎設施以及培訓與教育工人來滿足雇主的需求，必須提前幾年預先策劃好。我們不像香港那樣有一批現成的企業家，在中共接管大陸的時候，從上海、廣州和其他城市逃到香港。他們都是中國的工業家和銀行家。如果我們等待我們的商人學習當工業家的話，我們早已餓死了。有論者在90年代提出，要是我們當初培養自己的企業家，就不必過度仰賴飄忽不定的跨國公司。這種說法是荒謬的。香港即使從中國難民當中得到富有經驗的商業人才，當地製造業的技術水平，還是比不上新加坡的跨國公司。

　　政府率先投資發展新工業，例如鋼鐵業和服務業，促使大眾鋼鐵廠以及屬服務行業的海皇輪船公司、新加坡航空公司應運而生。有兩位部長因擁有多方面的才於脫穎而出。韓瑞生為新加坡發展銀行、新加坡保險公司和新加坡石油公司鋪下成功的發展道路。設立船務公司是吳慶瑞的概念，他通過巴基斯坦政府聘請了一位名叫賽義德的船長來成立海皇輪船公司。他也借助於澳大利亞軍械生產專家勞倫斯·哈特尼特爵士，創立了新加坡特許工業公司。

　　這是一家鑄幣廠兼生產小型軍火的兵工廠，因為兩者都需要森嚴的保安措施和優良的生產機床，所以湊合在一起。新加坡特許工業的執行董事王家國做事腳踏實地，為人足智多謀，在他的管理下，這家企業也取得成功。後來，當時年紀尚輕的常任秘書楊烈國，接替王家國掌管新加坡特許工業，成為企業主席，給它增添了新業務，而在日後衍生出新加坡科技公司。這家高科技公司業務甚廣，其中包括同頂尖的跨國公司合資設立晶圓裝配廠。

　　新加坡必須仰賴為人正直，有頭腦，有幹勁，有魄力，但是商業嗅覺還有待考驗的年輕官員。名列前茅的新加坡獎學金得主是從每年最優秀的學生當中挑選出來的，保送他們到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德國、法國、意大利和日本的頂尖大學受教育，後來我們有了能力，把美國大學也包括在內。我們把他們訓練成企業家，由他們率領創立海皇輪船和新航等成功企業。我原本擔心這些公司到頭來淪為需要政府津貼、不賺反虧的國營企業，跟許多新興獨立國家的情況一樣。

　　韓瑞生對手下的年輕官員瞭解得很透徹，他向我擔保公司一定會成功，那些官員比得上同類公司的競爭對手。他們都得到清楚的指示，這些公司必須賺錢，否則就得關門大吉。我跟吳慶瑞和林金山討論了這些大膽的計劃，鑒於新加坡商界缺乏企業家人才，他們兩人都認為值得冒險一試。我靠的是韓瑞生的判斷。擔任要職的官員是他挑選的。這些項目旗開得勝，許多新公司隨即紛紛在其他部長和政府部門的支持下崛起，結果也連連報捷。於是我們讓國營壟斷機構如公用事業局、新加坡港務局和電信局獨立運作，擺脫政府部門的控制，像公司一樣以講求效率、盈利和競爭力的方式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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