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15)_李光耀

一五

　　溫斯敏講究實際，遇事親力親為，對數字應付自如，很快就能拋開煩瑣的細節，抓住基本問題。最重要的是，他聰慧過人、精明能幹。我從他那裡學到很多東西，尤其關於歐美執行人員思考問題和做事的方式。不來新加坡的時候，溫斯敏總會在我到倫敦、巴黎、布魯塞爾或阿姆斯特丹公幹時，約我見面。不過他得忍受一件事。平日他煙不離手，我卻對香煙敏感，所以跟我吃飯談公事，簡直是犧牲重大，只要情況允許，我們都在戶外用餐，這樣他就可以過足煙癮。他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雖然語法有毛病，荷蘭腔也很重一一說話聲音深沉粗重。他臉部皮膚粗糙，前額和面頰上皺紋很深，戴一副角質眼鏡，頭髮向後腦直梳。有一次他告訴我，他解釋不了自己為什麼對韓瑞生和我特別有好感，只能得出結論：「加爾文主義和儒家生活哲學有相似之處」。

　　無論是什麼原因，他喜歡同我們合作是新加坡的福氣。在吸引外來投資方面，新加坡政府扮演了關鍵的角色。我們修建基礎設施，提供精心策劃的工業園，參與工業投資，採納財務獎勵措施並推動出口。最重要的是，我們建立良好的勞資關係，制定了健全的宏觀經濟政策。這些基本措施使私人企業能夠順利經營。規模最大的基礎建設是發展裕廊工業區，它的面積最終達到9000英畝，無論是公路、汙水處理和排水設施、電力或水供，區內設備一應俱全。它的發展在開始時相當緩慢，到1961年的時候我們只發出了12張新興工業證書。（在1963至1965年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期間，吉隆坡中央政府一張證書也沒批准。）吳慶瑞在那個時候以財政部長的身分，經常先後為工廠主持奠基禮和開幕禮，使同一家工廠有兩次宣傳的機會，即使是最小型的工廠，如只雇用很少幾個工人的樟腦丸廠也不例外。吳慶瑞本人在外來投資開始流人後追述，裕廊鎮基本上空著的那幾年，人們把它稱為「吳（慶瑞）的愚蠢之作」。不過，當這裡還是荒蕪一片時，他可沒有心情自嘲。

　　然而到1970年底，我們發出的新興工業證書已經有390張，持有這張證書的投資者可以免稅五年。1975年之後發出的證書把免稅期延長到十年。裕廊鎮這時生氣勃勃。1968年10月，局面有了突破，德州儀器公司到新加坡來，考慮在這裡設廠裝配當時屬高科技產品的半導體。他們在做出決定後50天內便投入生產。緊跟著而來的是國民半導體工廠。

　　在這之後不久，德州儀器的對手惠普派人來新加坡探聽情況。我們的經濟發展局官員曾經在這個人身上下過功夫，對方要什麼資料便立刻提供，直到他同意親自前來看看才肯罷休。這個人和德州儀器的人員一樣眼界大開。一個負責具體計劃的官員奉派接待惠普代表團，使一切都方便快捷。惠普要一塊地建廠，談判進行期間，它決定先租用一棟六層樓建築的最高兩層。大廈內用來承載重型機器的電梯必須安裝大型的變壓器，但是體利特（惠普公司老闆）本人來訪的時候還沒準備好。

　　為免讓他走六層樓梯，經濟發展局從鄰座建築接駁了巨型電纜，在體利特到訪當天，使電梯操作順利。惠普公司決定在這裡投資。這些故事在美國各家電子公司的會議室流傳開來，其他美國電子公司不久便接踵而來設廠。這個時期，中國正處於瘋狂的動盪時代。許多投資者認為臺灣和香港太靠近中國，紛紛轉到新加坡來。誰來我們都歡迎，但是一找到有增長潛能的大投資家就絕不放過，必定竭盡所能協助他開業。

　　70年代。《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週刊、《哈潑斯》月刊、《時代》週刊等美國雜誌，都刊登了有關新加坡的報道，熱烈讚揚新加坡的輝煌成就。美國通用電氣公司在這裡開設六家不同的工廠。生產電氣與電子產品、斷路器和電動機。到70年代快結束時，通用電氣成了在新加坡雇用勞工最多的企業。美國跨國公司為新加坡奠定了龐大的高科技電子工業的基礎。儘管當時我們並未料到，但事態發展的結果是，電子工業解決了失業問題，把新加坡轉變成80年代一個電子產品主要出口國。這些公司後來從新加坡把業務擴充到馬來西亞和泰國。

　　來訪的執行人員做出投資決定之前總要先來找我。我認為，好好保養從機場到酒店和到總理公署的道路，在兩旁種滿灌木和喬木，使道路整潔美觀，這是說服他們進行投資的最佳辦法。他們駕車進入總統府的範圍，便會看到市區中心這一片占地叨英畝，由起伏的草地組成的綠洲，其間是九洞高爾夫球場。我們一句話也不用說，他們便知道新加坡人民能力強、有紀律又可靠，很快就能把必要的技能學上手。美國在製造業的投資不久便超越英國、荷蘭和日本。

　　我們從1959年第一次執政開始，便一直扛著失業問題的包袱——那麼多的年輕人在尋找工作，卻沒有工作可以應付他們的需求。可是到了1971年英軍撤離的時候，我感覺我們已經渡過難關。雖然英國人解雇了三萬人，另外四萬個替英軍服務的工人也連帶丟了飯碗，但是失業人數並未增加。幾家美國電子公司製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失業已經不是問題了。接著1973年10月爆發阿以戰爭，阿拉伯國家隨之突然實施石油禁運，油價猛升三倍。使世界經濟蒙受嚴重的打擊。我們促請國人節省能源，減少燃料和電力的消費。我們束緊腰帶，但還不算吃苦。經濟增長顯著放緩，從13％（1972年）下降到4％（1975年）。與此同時，通貨膨脹率從2.1％（1972年）提升到22％（1974年）。幸好就業機會並未大量減少，失業率依然保持在4.5％上下。

　　1975年經濟復蘇後，我們就有條件精挑細選。經濟發展局官員曾經詢問，為保護本地一家公司所開設的汽車裝配廠而徵收的保護性關稅，還得維持多久。馬賽地公司的財務主管粗暴地回答說是「永遠」，因為新加坡工人的效率不如德國人。我們毫不猶豫地做出了取消保護性關稅的決定，讓裝配廠關閉。隨後不久，我們也逐步停止保護冰箱、冷氣機、電視機、收音機和其他電氣與電子消費品的裝配廠。

　　70年代末，我們已經把缺乏投資和就業機會的老問題拋在後頭。接著而來的新問題是，如何改善新投資項目的質量，以及如何提高工人的教育和技術水平。我們在歐美和日本找到我們的新腹地。現代通訊和運輸使我們能夠跟這些曾經遙不可及的國家掛鉤。

　　1997年，新加坡有將近200家美國製造公司，投資賬面價值逾190億新元，在所有外來投資國當中高居榜首。不但如此，他們還經常提升本身的科技和產品，單位勞工成本因此降低，這使他們有能力支付較高的工資而不至於喪失競爭力。

　　在60和70年代，日本投資少之又少，遠遠落在英國和荷蘭後頭。我想盡辦法引起日本人的興趣，不過，他們一直沒有大批到東南亞來設廠生產出口貨。那段時期，日本人在海外投資僅限於滿足當地市場的需求，新加坡的市場小，所以他們投資不多。不過後來美國跨國公司的成功鼓舞了日本。他們的商家到新加坡來從事製造活動，以便把產品輸往美國，然後是歐洲，很久以後才開始出口到日本。中國在80年代開放門戶，日本投資隨之開始逐步流入。1985年普拉紮條約推高日元對其他強國貨幣的匯率，日本於是把中等科技工廠遷移到臺灣、韓國、香港和新加坡，把基礎科技工廠轉移到印尼、泰國和馬來西亞。當他們發現在這些亞洲國家投資的回報比在歐美來得高時，東亞便成了他們的主要投資地點。進入叨年代中期，他們已經成為東亞製造業的最大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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