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14)_李光耀

一四

　　那年12月，我會見了遠東美國理事會的另一批美國執行人員。原定只有100人準備出席，經過經濟俱樂部那一夜，話傳開去，說聆聽我演講是很值得的，出席人數結果增加到200.我在寫給內閣的一張便條裡抱怨說：「一面進餐一面談話，又要保留氣力，不敢大吃大喝，以免不夠機警敏銳，那是相當吃力的事。這是為吸引美國投資而付出的部分代價。」

　　經過幾年令人洩氣的反復摸索，我們斷定新加坡應該把最大的希望寄託在美國跨國企業身上。60初年代臺灣人和香港人到新加坡設廠，帶來了低科技工業，如紡織廠和玩具廠等等，它們屬勞工密集的工廠，但是規模不大。美國跨國公司到這裡來設立的是高科技的工廠，規模大，能製造許多就業機會。它們夠分量，有信心，相信美國政府會繼續留在東南亞，它們的資產有所保障，不怕被人沒收或蒙受戰爭的損失。

　　我的想法逐漸趨於具體之後，便訂下雙管齊下的策略，以打開不利的局面。首先是像以色列一樣，逾越整個地區。我是在1962年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派來新加坡的一位專家討論之後，產生了這種想法＊年我訪問非洲的時候，在馬拉維又遇到這位專家。他告訴我，儘管以色列面對的敵視環境比新加坡有過之而無不及，卻能夠想出解決困難的辦法，那就是逾越抵制他們的阿拉伯鄰國，同歐美進行貿易。既然鄰近國家一心要削弱跟新加坡的聯繫，我們就必須跟發達地區一美國、歐洲和日本掛鉤，吸引它們的製造商到新加坡來進行生產，然後把產品輸往發達國家。

　　發展經濟學學者當時普遍地把跨國公司看成廉價土地、勞工和原料的剝削者。這類「依賴學派」經濟學家的論點是，跨國公同延續殖民主義的剝削方式：發展中國家把原料賣給先進國家，反過來向它們購買消費品；跨國公司支配科技和消費者的選擇，勾結所在國政府一起剝削和壓制人民。第三世界國家的領袖相信新殖民主義剝削人民的理論，我和吳慶瑞卻沒有產生共鳴。我們有實實在在的問題要解決，不能受任何理論或教條的約束。反正新加坡也沒有天然資源可供跨國公司剝削，有的只是勤勞的人民、良好的基礎設施和決心做到誠實稱職的政府。我們的責任是為新加坡200萬人提供生計。如果跨國公司能讓我們的工人獲得有報酬的工作，並教授他們技能、工程技術和管理的技巧，我們就應該把它們爭取過來。

　　我的第二步策略是，在處於第三世界地區的新加坡創造第一世界的綠洲。以色列無法做到這一點，因為它和周邊國家處於交戰狀態。如果能在公共安全、個人安全、保健、教育、電信、交通和服務方面達到第一世界的水準，新加坡就會成為那些在本區域有商業關係的企業家、工程師、經理人員和其他專業人士的基地。因此，我們必須培訓人民，使他們有能力提供具有第一世界水準的服務。我相信我們辦得到。利用學校、工會、民眾聯絡所和社區組織，我們可以重新教育新加坡人民，使他們改變想法和習慣。中國共產黨人如果能夠利用這個辦法，消滅所有的蒼蠅和麻雀，我們沒有理由不能協助人民改掉第三世界國家的習性。

　　我們的生存原則很簡單，只有一個：新加坡必須比本區域其他國家更加剛強勇猛，更加有組織和富有效率。新加坡的條件再好，如果沒有辦法超越鄰國，外國商家還是沒有理由以這裡為基地的。換句話說，儘管我們缺乏國內市場和天然資源，我們一定要提供條件讓投資者能在新加坡成功營業，有利可圖。

　　1961年8月，新加坡立法成立了經濟發展局。溫斯敏建議成立一個一站式服務機構，使投資者不必跟許許多多的政府部門打交道，一切需要一概由這個機構處理——無論是土地、電力、水供還是環境和工作的安全措施。最初幾個月，經濟發展局獲得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和國際勞工局的專家協助。它的主要工作是吸引外來投資，集中力量開發溫斯敏在報告中提出的四個工業領域——拆廢船和修船、五金工程、化學產品和電氣設備與用具。

　　一切都是為了促進投資吳慶瑞選中了韓瑞生擔任經濟發展局第一任主席。韓瑞生有權在那些從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四國大學學成歸來，素質最優秀的獎學金得主當中，挑選自己的部下。在韓瑞生的領導下，這些年輕人個個受到激勵。韓瑞生是個沉默寡言的傑出行政人員，在啟發誘導屬下充分發揮潛能方面能力特強。經濟發展局的文化在他手中形成——官員個個興致勃勃、不屈不撓，克服障礙總能巧運匠心，為的是促進投資，製造就業機會。他把經濟發展局管理得如此成功，規模如此龐大，以致幾個不同的部們不得不出來自立門戶。工業區的部分成為裕廊鎮管理局，金融發展的部分則出了一家新加坡發展銀行，兩者日後都成為各自領域中的翹楚。發展銀行協助提供創業資本給新加坡的企業家，因為這裡稍有歷史的銀行都只有提供貿易融資的經驗，而且作風太保守，不願意貸款給準備從事製造業的商家。

　　經濟發展局的年輕官員四處奔走，設法使外國投資者對新加坡的商機感興趣，遊說他們派團前來親自實地考察。這是吃力的「跑腿活」。曾振木開始訪問美國公司的時候，它們的主要執行人員連新加坡在哪兒都搞不清楚，必須由他在地球儀上指出位於東南亞馬來半島末端的一個小點。經濟發展局官員有時得拜訪四五十家公司，才找到一家有興趣訪問新加坡。這些官員工作起來幹勁十足，永不言倦，因為他們覺得新加坡的生存要靠他們。當時年紀尚輕的經濟發展局署長嚴崇濤記得吳慶瑞告訴過他，每當駕車經過一所學校，看到數以百計的學生蜂擁而出，吳慶瑞總會感到灰心喪氣，因為他不曉得在這些孩子離開學校後，如何給他們找工作。嚴崇濤後來出任貿工部常任秘書。

　　經濟發展局的官員也服膺了部長們的價值觀和態度，不恥下問，虛心學習，準備接受來自任何一方的協助。接受英文教育對他們的工作有所幫助。我們從英國人那裡繼承了英語，以它作為新加坡的共同工作語言。後來我從經濟發展局的能幹班子中物色到三名內閣部長，他們是丹那巴南、李玉全和姚照東。另外好幾名經濟發展局官員成了出色的常任秘書，包括比萊和嚴崇濤。比萊也曾任新加坡航空公司的主席，憑他管理財務和做生意的手法，新航成為亞洲最賺錢的航空公司。嚴崇濤則擔任新加坡發展銀行主席。

　　溫斯敏扮演重要角色作為新加坡的經濟顧問，溫斯敏扮演的角色舉足輕重。他為新加坡服務了23年，直到1984年為止。他每年來新加坡兩趟，每次逗留三個星期左右，我們負責他的機票和在這裡的酒店費用，除此之外不必支付分文。為了協助他掌握最新的事態發展，負責同他聯繫的經濟發展局官員嚴崇濤，定期把報告和每天的《海峽時報》寄給他。

　　他習慣在抵達後的第一個星期跟我們的官員洽談，接下來再跟跨國公司和一些新加坡公司的執行人員進行討論，並和職工總會領袖見面。他總是把報告和建議呈交給我和財政部長，然後，我們倆單獨共進午餐談公事。對於他所扮演的角色，跨國公司的高層執行人員很快就領略其價值所在。他們無所顧忌地跟他談論他們遇到的難題：政府管得太緊，新元幣值節節上升，工人跳槽太頻繁，外勞雇傭條例太多約束等等。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