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13)_李光耀

一三

　　我們最能幹的常任秘書韓瑞生，提出了一份英國資產可以改為民事用途的清單。英國人概述了將如何處理他們所佔用的房地產，它們的面積共達15000英畝，占新加坡總面積的11％。至於那些作為經濟和防務用途的土地，將免費交回給新加坡，其餘的土地則請新加坡政府協助，在公開市場上出售。但是談判還沒有結束，英國就在1968年1月宣佈將在1971年完成全面撤軍。

　　我在同一個月份回到新加坡，通過電臺廣播發表講話：「新加坡如果是個軟弱的社會，早就毀滅了。軟弱的人民會推選答應以輕鬆的方式解決問題的人，而事實上這種方式是不存在的。新加坡的一切都不是免費的，連用水也得付錢……英國人離開之後，這裡會出現一個蓬勃興旺的工商業和通信中心，歷久不衰。」我強烈地感覺到，在未來爭取新加坡生存的鬥爭中，人民的士氣和信心將會發揮決定性的作用。

　　成立基地經濟改用局同年2月，我們成立了基地經濟改用局，由韓瑞生主持。我把這個機構交給總理公署管轄，使韓瑞生跟其他部門打交道時更有影響力。他的主要任務是重新培訓和安置冗員，接管英軍正在撤離的土地和其他資產，並把這些土地和資產用在最需要的方面，同時就緩和撤軍衝擊的援助問題進行談判。

　　在移交房地產和提供援助方面，最重要的是避免引起仇恨與摩擦，否則會打擊人民的信心。同英國的關係一旦破裂，任何援助都彌補不了失去的信心。此外，我仍然希望1971年過後，依然會有部分英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軍隊留下來。1968年2月，我告訴新來的英國最高專員阿瑟。德拉馬爾爵士，英國政府給什麼新加坡都接受，卻不強求。我促請英國人把他們認為沒有用的東西留下來給我們，而不是按照慣例把它們毀掉。這樣不但賣了個人情，還可以便親英情緒得以在新加坡保持下來。

　　到1968年3月，談判結束了，英國答應提供5000萬英鎊的配套援助，只能用來購買英國的貨物和服務，其中25％是贈款，75％是貸款。我們把半數用在發展計劃方面，半數用來購買英國的防務配備。英國同意把三巴旺的海軍船塢移交給新加坡，包括皇家海軍原可輕易拖走的兩座珍貴的浮塢，條件是新加坡政府簽訂為期五年的合約，委任斯旺與亨特公司為主管代理。1967年6月在倫敦的時候，我見過約翰·亨特爵士。同年10月到斯卡伯勒出席工黨大會之後，我參觀了他在泰恩賽德的船塢時再次見到他。美國人渴望讓海軍船塢維持下去，月和2月派了陸軍和海軍代表團到來視察設施。1968年4月韓瑞生告訴我，從1968年4月到6月，美國會試用三巴旺的修船設施，提供四五百萬新元的生意。那是最令人鼓舞的消息。

　　把海軍船塢改為民用的計劃成功了。斯旺與亨特在三巴旺船塢和新加坡的民用船塢發巴都生意興隆。1978年兩份五年合約期滿後，公司的一名高級經理內維爾·沃森決定繼續留下來，在新加坡專為管理三巴旺船塢而成立的勝寶旺船廠有限公司任職，最終當上集團總裁。勝寶旺船廠的業務蒸蒸日上，日後多元化地發展成為勝科工業集團，在新加坡股票交易所掛牌。

　　位於新加坡港口岸外，原來住著一營英國辜加兵的絕後島，變成了旅遊勝地「聖淘沙」（寧靜之意）。溫斯敏博士先後勸阻我把它發展成為軍事訓練區、賭場和煉油廠。這些建議是不同政府部門向韓瑞生主持的基地經濟改用局提出的，即使沒有人勸阻，我也不會答應。福康寧同樣保留下來，山上有地道和地堡，在日本佔領新加坡之前，英國陸軍總部就設在那裡。山上的建築改建成俱樂部，供人們消閒玩樂。實裡達機場改為民用，供貨運小飛機和小型商用飛機起落。樟宜皇家空軍基地通過填土工程進行擴大，發展成為有兩條跑道的樟宜國際機場。巴西班讓軍事中心現在成了肯特崗新加坡國立大學26000）名大學生的校園。

　　韓瑞生以有條不紊和不大事張揚的方式，把英軍的房地產改為經濟用途。在經濟發展局，他的手下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投資者前來，在前英軍土地上開設工廠。房地產的移交過程從1968年開始，於1971年，也就是在石油危機爆發前兩年完成，我們可說是相當幸運。當時世界經濟繁榮，世界貿易每年增長8％到10％，新加坡因此更能得心應手地把前英軍土地改為民用。

　　撤軍工作是在雙方都懷著善意的情形下進行的。我們從海外吸引到新加坡設廠的投資商，雇用了三萬個被裁退的工人。待撤軍行動於1971年結束時，老百姓心裡是踏實的。失業問題解決了，沒有一塊土地或一棟建築是荒廢棄置的。英國的一營兵力和一個中隊的直升機，加上澳大利亞部隊和新西蘭部隊，組成了五國聯防，使本區域得以維持穩定和安全。

　　1968年秋天，我擬訂了喪失英軍開支的對策之後，到哈佛度一個短期進修假。我出任總理已有九年，該充一充電了，找些新點子，好好思考未來要走的路。肯尼迪政府學院頒發榮譽院士的名銜給我，還安排了早、午、晚餐的飯局和一系列講座，讓我和一大群大有來頭的學者見面。在交流中，這些學者提出許多獨到而有趣的見解。從書本裡，從跟雷·弗農教授等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的談話中，我汲取了許多關於美國社會和經濟的知識。

　　弗農讓我瞭解到科技、工業和市場的性質如何不斷改變，成本，尤其是勞工密集工業的工資又如何決定利潤，給我上了寶貴的一課。香港企業家之所以能夠建立那麼成功的紡織和成衣工業，原因就在於此。香港人靈活善變，隨著時裝潮流的改變而改變生產線、圖樣和設計，這是同臺灣和韓國同樣靈活與成本較低的製造商進行的一場永不結束的競賽。香港的推銷人員經常飛到紐約和其他大城市，徵求買客的意見。弗農使我擯棄了過去的看法。我原先以為工業是逐漸演變的，而且甚少從發達國家轉移到較不發達的國家。事實上，在海空運輸可靠又廉宜的有利條件下，要把工業轉移到新的國家是可能的事——只要有關國家的人民遵守紀律，接受訓練學會操作機器，政府又能保持穩定和高度的辦事效率，方便外國企業家前來。

　　1967年10月，我第一次到美國進行官方訪問，在芝加哥一個午餐會上，向50名商人詳述了新加坡如何從1819年一個僅有1120人的漁村，發展成為擁有200萬人口的大都市。有這樣的成就是因為新加坡奉行以下的哲學：我們所提供的貨物和服務要「比任何人都便宜，質量也更好，否則便死路一條」。他們反應良好，因為我不是伸手向他們求援。他們對新興獨立國的領袖伸手求助，早已習以為常。我注意到，我這種「不靠討飯缽」的作風博得他們的好感。

　　1968年11月，我到紐約經濟俱樂部向大約800名企業高級決策人員發表演說。我採取冷靜務實的態度，分析新加坡的問題和本地區的危險，尤其是越南戰爭，這種基調博得了聽眾的良好反應。我盡力用務實而樂觀的口吻結束演說，描繪出嚴峻局面中的一線希望。他們提出難以答覆的問題，我—一坦誠直接地回答了。幾個執行人員過後寫信向我祝賀。

　　那一晚之後，經濟發展局的駐紐約代表曾振木發現，要會見美國企業界數一數二的執行人員，比以往容易多了。日後每逢我訪問美國，他都安排我同20到50位執行人員會面，通常是在午餐或晚餐前喝上一兩杯，進餐時在主桌跟重量級的公司總裁交談，然後演說20分鐘，隨後是答問。曾振本向我解釋，大部分美國企業的主要執行人員沒有時間到新加坡走一趟，但是在決定前來設廠之前，總希望見見這裡的負責人，加以評估。這類會面往往能交出一些成績，因為溫斯敏向我解釋過他們的想法。他的兒子在美國一家頗具規模的商業諮詢公司做事，十分瞭解美國人如何衡量商業風險：他們追求政治穩定、經濟穩定、金融穩定和良好的勞資關係，以確保為世界各地的顧客和子公司供應產品的生產活動不受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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