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12)_李光耀

一二

　　※4.絕處求生

　　我們的生存原則很簡單，只有一個：新加坡必須比本區域其他國家更加剛強勇猛，更加有組織和富有效率。新加坡的條件再好。如果沒有辦法超越鄰國，外國商家還是沒有理由以這裡為基地的。換句話說，儘管我們缺乏國內市場和天然資源，我們一定要提供條件讓投資者能在新加坡成功營業，有利可囹。

　　1965年獨立後幾個月，一位奉派前來協助新加坡的印度政府經濟策劃官員，交給我一份厚厚的報告書。我看了看摘要，在確定他的計劃是以新馬建立共同市場為基礎之後，便向他道謝，然後把報告書束之高閣。他不瞭解，當初新馬尚未分家時，馬來西亞尚且不願意跟我們建立共同市場，現在我們獨立了，機會更加渺茫。我們原本扮演英帝國在東南亞的行政、商業和軍事中心的角色，如今這個角色被剝奪了。除非我們能夠找到一個新腹地，並且跟這個腹地保持聯繫，否則前途將是很暗淡的。

　　在這之前幾個星期，我見過我們的荷蘭籍經濟顧問阿爾貝特。溫斯敏博士。他描繪的局面嚴峻暗淡，卻並非絕望。由於印尼的對抗，失業人數上升了。沒有新馬共同市場，跟印尼又沒有貿易往來，這種情況如果持續下去，到1966年底，失業率預計將超過14％，這意味著新加坡社會可能出現動亂。他說：「新加坡正走在刀刃上。」他建議同馬來西亞簽署共同市場協議（那是行不通的），並以物物交換方式恢復同印尼的貿易。他也建議我們設法爭取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同意，讓新加坡的製成品以比較優惠的條件輸人它們的市場。

　　196年，溫斯敏首次率領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一個調查團，到新加坡來指導新加坡實現工業化。記得他在1961年向我提呈第一份報告的時候，給新加坡的成功定下兩個先決條件：第一、消滅共產黨人，有他們在就無法有經濟發展；第二、不要拆除萊佛士的塑像。1961年共產黨統一戰線的勢力正膨脹到了極點，天天都在設法摧毀人民行動黨政府，在這一種時刻告訴我應該把共產黨人消滅，對這個荒謬之至的簡單解決辦法，我不禁啞然失笑。

　　保留萊佛士的塑像倒不難。我和我的同僚無意改寫歷史，無意重新為街道和建築物命名，或是讓自己的面貌出現在郵票和鈔票上，名垂千古。溫斯敏說，我們需要大規模地獲取歐美的科技、管理、企業和市場知識。投資者想看看新加坡的社會主義新政府將會如何處置萊佛士的塑像。把它留下將被視為一種象徵，顯示公眾接受了英國的遺產，這樣做可能產生正面的影響。我過去不曾這樣看待這個問題，卻樂於讓這座有紀念意義的塑像留下來，因為萊佛士是現代新加坡的創建者。要是萊佛士1819年沒有到這裡來建立貿易站的話，我的曾祖父就不會從中國東南部的廣東省大埔縣移民到新加坡來。英國人建立了一個商業中心，讓他和成千上萬個像他那樣的人，有機會過比國內好的生活。隨著清朝的沒落解體，他們的家鄉正在經歷一場大動亂。

　　1965年，我們同樣面對暗淡無比的前景，以致我得指示當時的財政部長林金山派遣貿易代表團，懷著「也許還能招到一點生意」的渺茫希望到非洲訪問。代表團由新加坡四個商會和廠商公會的成員組成，他們訪問了東非和西非多個國家，做成的生意卻不多。

　　我們從1959年第一次執政以來，便盡力解決失業問題。經過幾年的努力，我的內閣同僚們都知道，要生存的惟一的辦法是推行工業化。新加坡的轉口貿易已經到達頂限，往後會進一步式微。印尼仍然跟我們對抗，馬來西亞決意避開新加坡。我們想方設法，願意嘗試任何切實可行的點子，只要能製造就業機會，我們不必負債過日子就行。一位飲料製造商向我建議推動旅遊業。這種行業屬勞工密集型，需要廚師、女傭、侍應生、洗衣工人、乾洗工人、導遊、司機和製造紀念品的手工藝人，最理想的是發展這個行業所需的資金很少。我們設立了新加坡旅遊促進局，並委任電影業鉅子邵氏兄弟公司老闆邵仁枚為主席。邵仁枚是最適合擔任這個職位的人選。他出身於電影界和娛樂界，對視聽娛樂項目的包裝和宣傳了如指掌，對如何讓遊客在陌生的地方享受樂趣也知之甚詳。

　　他請人設計了一個獅身美人魚魚尾的標誌，稱為「魚尾獅」。標誌用混凝土製成，矗立在新加坡河口，由我主持了啟用禮。除了偶爾在來訪的專業人士或商家的集會上講話以外，我對旅遊業的發展做得很少。令我感到欣慰的是，這個行業倒製造了不少的就業機會，給許多空空如也的口袋帶來一些收人。它固然使失業人數減少，卻無法徹底解決問題。

　　為此，我們集中精力，設法招商到這裡設立工廠。儘管新加坡只有200萬人口，國內市場很小，我們卻保護本地裝配的汽車、冰箱、冷氣機、收音機、電視機和錄音機，希望日後這些產品當中有部分會在本地製造。我們鼓勵本國商家開設小型工廠，製造植物油、化妝品、蚊香、發膏、金銀紙，甚至是樟腦丸！我們也吸引了香港和臺灣的投資者，到這裡來開設玩具廠、紡織廠和制衣廠。

　　多次失敗的教訓剛開始的時候情況並不妙。儘管我們花費了大筆資金興建基礎設施，位於新加坡西部的裕廊工業區依然空蕩一片。我們也有多次失敗的教訓。新加坡缺乏自來水，面積太小，經受不起沿岸海水受到嚴重的污染。儘管如此，經濟發展局還是跟一個毫無製造業經驗的商人搞合資企業，投入再生紙的生產活動。此外，在缺乏技術的情況下，我們也投資生產陶瓷用品。最後，這兩宗生意都失敗了。我們跟石川島播磨重工業合資，創立裕廊造船廠，用來造船和修船。同石川島播磨重工業合作之後，我們開始建造14000噸的自由型輪船，後來造九萬噸的油槽船。但是新加坡既不生產鋼板，又不製造引擎，這些東西必須從日本進口。在完成建造16艘自由型輪船和三艘油槽船之後，我們便停止了，最終只建造一萬噸以下的小船。造船無利可圖，不像修船，需要很多工人。

　　在最初幾年，任何廠商都受到歡迎。例如，1968年1月，我在倫敦討論英軍撤退問題期間，馬克斯一斯潘塞有限公司的董事主席馬庫斯。西夫到倫敦的酒店來找我。他在英國廣播公司的電視節目上看到我。他向我提出建議時說，華人的手挺靈巧，新加坡可以製造釣鮭魚的魚鉤和誘餌，這些產品的價值高，因為魚鉤所使用的羽毛必須巧妙地固定在鉤子上。此外他說還有其他類似產品，不需要多少資本設備，卻能製造許多就業機會，而他的零售網可以協助銷售這些貨品。看來我在電視上的樣子一定是可憐兮兮的，以致他抽出時間來見我。我向他道謝，但是這一次見面並沒有帶來任何成果。不久之後，挪威魚鉤製造公司馬斯塔德前來新加坡投資設廠，雇用了幾百個工人，生產各種各樣數以百萬計的魚鉤，但沒有裝上羽毛用來釣鮭魚的那一種。

　　1968年至1971年，新加坡的經濟因喪失了英軍開支而蒙受重挫。這項開支占新加坡國內生產總值的20％左右，直接提供了三萬多份工作，間接地在支援服務領域提供另外四萬份工作。我下定決心，在面對英國的援助——應該說是任何外來援助的時候，我們絕對不抱和馬耳他人一樣的心態，而要反其道而行之。

　　1967年，我前往馬耳他考察當地人如何應付英軍撤退後的生活問題，結果卻大吃一驚。由於阿以六日戰爭在三個月前，即6月份爆發，蘇伊士運河關閉了，船隻不再通過運河，馬耳他的船塢因此關閉。但是碼頭工人照舊領全薪，還把幹船塢注滿水，在裡頭打水球！我大感震驚，他們竟然指望英國不斷施捨，他們是多麼依賴外來援助啊！英國相當大方地給予裁員補償，其中包括：被裁者過去每服務一年便能獲補償五個星期的薪金，他們也被安排到馬耳他政府機構接受三個月的重新培訓，費用也由英國支付。這麼一來，自力更生的精神沒養成，卻養成了依賴性。

　　1967年，希利答應給我們提供「可觀的援助」，以抵消英軍撤退所將造成的經濟損失。我深信，新加坡要成功，人民絕不能有依賴援助的心態，我們必須自力更生。所以有關英國援助的談判尚未開始，我就在1967年9月9日在國會裡指出：「在基地建立起來，英軍進駐之前，新加坡已經繁榮昌盛。如果我們做事明智，幹勁十足，基地拆除之後，新加坡會變得更強大，經濟上更依靠自己。」我的態度是：希望英國人儘早通知我們，他們認為哪些設施會變得多餘，在仍然作為軍事用途時移交給平民管理，例如海軍船塢；其次，外來援助應該是通過工業給新加坡提供就業機會，而不是使我們對不斷注人的援助產生依賴。我向新加坡的工人發出警告：「國際社會沒有責任為我們提供生計，我們不能夠靠討飯缽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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