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11)_李光耀

一一

　　我認為發脾氣不管用。我的其他同僚，像拉賈拉南、杜進才。韓瑞生等人都大失所望，而且擔心新加坡的安全和經濟會因而蒙受不良的影響。但是他們沒有責駡英國人。氣話會惹惱英國的部長，也會激怒駐新加坡的英軍司令，他們畢竟是忠於國家的英國人。我需要英國方面的善意和合作，以便儘量減少撤軍過程的摩擦，加強善意，以免發生像法國人在60年代對付幾內亞（西非）一樣的事情。法軍在離開時，把軍事工場的設備都拆個精光。

　　事態的突然發展給我們帶來更大的壓力。經濟問題會增加，失業人數也會增加。

　　由於需要建立一支空軍部隊，我們的防務問題已經變得更艱巨。如何從零開始建立空軍部隊，到1971年底有一中隊的戰鬥機能夠作戰？為了購買霍克獵人型戰鬥機，我們第二次跟希利見面，這次他爽快地答應了，並且表示會協助我們加強操作戰鬥機的能力。這和不到兩年前的1966年10月，我們第一次向他提出時的反應截然不同。

　　當時，他對我們搖指頭，指我們心懷不軌。

　　對於新加坡的前途，英國媒體都很同情，但卻表示悲觀。沒了英國軍隊的開銷，新加坡的國內生產總值將減少20％左右，而少了英軍的防衛，新加坡的未來發發可危。《每日鏡報》報系主席塞西爾·金出席了我在1月返回新加坡之後的記者會，他告訴我的新聞秘書阿曆佐西說他全心全意支持我，但是情況看來無望。失業率高加上英軍撤退後沒有安全感，新加坡的經濟必定會走下坡。對新加坡前景抱著悲觀態度的，不只塞西爾·金一人。

　　為填補英馬聯防協議終止所形成的真空；英國提議建立以諮詢為主而沒有約束力和防務義務的五國聯防系統。我知道澳大利亞人的顧慮，印尼可能會誤以為五國——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要聯手對付他們。1968年2月，澳大利亞的外交部長哈斯勒克在新加坡告訴我，澳大利亞會一直維持原來的軍力直到1971年底，之後他的政府就難以做出任何保證。換句話說，他們有可能會跟英國一起撤退。我強調，有必要讓每個人都清楚認識到，西方盟國無意在1971年以後在這個地帶留下軍力真空，而任由蘇聯或中國或任何人來填上。哈斯勒克強調，澳大利亞在策劃防務安排時的一個基本考慮因素就是新馬合作關係。對此，我促請他放心，因為馬來西亞遭受任何侵略對我們而言都是一種威脅。但與此同時，我鼓勵他向馬來西亞表明，它跟澳大利亞簽署任何雙邊協議時都不應把新加坡排除在外。

　　我向他追述，1967年12月敦拉紮克和我雖然乘搭同一班機前往墨爾本出席霍爾特總理的追悼會，但在整個旅途中他卻完全當我不存在。後來敦拉紮克向在約翰·戈頓接任之前擔任澳大利亞代總理的副總理麥尤恩提出想要簽訂澳大利亞和馬來西亞的雙邊協議，被後者直截了當地拒絕了。於是，敦拉紮克立即變得和氣通達，在飛機上花了三個小時跟我討論了馬來西亞的國防與安全問題。從此以後，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在防務上的雙邊關係便大大地改善了。

　　實際上，敦拉紮克在1968年3月告訴林金山和吳慶瑞，我們兩國的安全問題是分不開的，而馬來西亞也負擔不起巨大的軍事開支。他認為，新加坡是個彈丸小國，最容易被偷襲，所以應該著重加強空防能力，擁有長海岸線的馬來西亞則應該集中發展海軍力量。這麼一來，我們就可以相輔相成，互補不足。他說：「我們代表兩個不同的領土，雙方是平等對話。可以達成協議的，我們就攜手合作。談不攏的，就暫擱一旁。」

　　1969年5月吉隆坡發生種族暴亂事件，接著馬來西亞國會中止後不久，敦拉紮克代表馬來西亞到堪培拉出席五國聯防總理會議，以討論英軍在1971年撤走之後的防務安排。會議前，澳大利亞國防部常任秘書通知我們戈頓總理不會出席會議。負責外交事務的常任秘書在私下會談中對我說，戈頓懷疑馬來西亞政府有能力控制當時的局面，並認為更多的種族麻煩會接踵而來，而新加坡將會被「卷人」這場爭端之中。戈頓對馬來西亞已完全失去信心，他不願意跟馬來西亞有任何的防務合作。

　　英國人要撤出本區域已使澳大利亞人非常不快，他們不要再負起防衛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責任。戈頓預見要是澳大利亞再對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做出新的防務承諾，大禍就會臨頭，他擔心選民會有不良的反應。

　　然而戈頓卻在最後一刻出現為會議主持開幕式，但是在致詞後就離席。他強調有必要維持本地區的種族和諧，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也有必要表明兩國的防務是不可分割的。敦拉紮克和在場的馬來西亞官員的臉部表情顯示他們極度沮喪。

　　當晚，我到敦拉紮克的酒店客房跟他會談。我決定把歧見拋在一旁，全力支持他所爭取的，即1971年以後，五國聯防防務安排的司令官應對五國聯防的代表負責，而不是如澳大利亞所提議的，只對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負責。敦拉紮克頓時振作起來。

　　會議接近尾聲時，澳大利亞外交部長弗裡斯澄清說，如果馬來西亞遭受攻擊，他們可以派遣澳大利亞軍隊到東馬或西馬去。

　　英國放棄蘇伊士運河以東，保守黨大表震驚。197年1月，希思以英國反對黨領袖的身分訪問新加坡。在我的安排下，他跟所有主要部長會談，以便對新加坡的經濟發展、政治現狀、社會怕況以及建立防衛兵力的進展，有個全面的概念。我同時也請皇家空軍派出一架直升機，載他到空中觀賞新加坡的景色。這使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告訴報界，他將「制止」工黨推行從蘇伊士運河以東撤軍的計劃。他說：「英軍撤退後再回來的問題根本不存在。問題是英軍仍然留在這裡，保守黨政府一上臺，將制止撤軍行動。」他還補充說，他「對這個小島所取得的非凡成就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這些成就都建立在對未來具備信心以及整個地區和平與穩定的基礎上」。我希望英軍司令注意到這句話，不要急於把軍隊撤走。

　　五個月後，1970年6月，希思領導的保守黨在大選中獲勝，他本人出任首相。

　　希思的國防部長卡林頓勳爵在同一個月訪問新加坡的時候，宣佈英軍將依照原定計劃撤走。不過英國將在與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平等的基礎上，在新加坡保留一些軍隊。

　　他私下告訴我，英國不會留下任何中隊的戰鬥機或運輸機，只留下四架寧錄型偵察機、一小隊大旋風型直升機和一營軍隊駐紮在義順軍營。此外，在整個蘇伊士運河以東的地區，將部署五艘快速艦／驅逐艦。至於英馬聯防協定將由「協商性質的政治承諾」取代。很顯然地，英國希望以夥伴的身分，「在平等的基礎上」參加五國聯防，而不是以領袖自居。

　　1971年4月中，五國總理在倫敦會聚，敲定取代英馬聯防協定的政治安排。其中關鍵性的字句是：「今後馬來西亞或新加坡若遭受外國策動或支持的武裝攻擊或威脅，有關政府將立即聚首會商，以決定採取什麼共同或個別的措施應付這種攻擊或威脅。」「立即會商」總比完全不會商好。

　　1971年9月五日，五國聯合空防系統建立起來。同年10月31日英馬聯防協定由五國聯防協議取代。英國一手承擔本區域安全的時代結束了，今後維護安全的責任須由我們自己挑起。

　　然而安全並不是我們惟一關注的問題。我們必須能養活自己，說服投資者把資金投在新加坡，設立製造廠和從事其他生意。我們必須學會如何在少了英軍庇護和沒有腹地的情況下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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