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10)_李光耀

一〇

　　我寫信給希利，感謝他做出保證。可是我錯了，希利代表不了政府。威爾遜首相一心要挽救他的政府，他說要「最先考慮英國的利益」是當真的。威爾遜也說，「不能把任何開支領域看成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於是我在12月18日寫信給威爾遜，追述新加坡政府忠誠地支持英鎊，結果在這次貶值行動中損失了1.57億元，其中貨幣局損失60萬元，新加坡政府6500萬元，法定機構2300萬元。信末我寫道：「我不願相信暫時的困難會使我們懷疑彼此的誠心善意和不再互相信任，我將信守在斯卡伯勒的承諾。就我們這方面來說，最後一批英軍在70年代中期離開基地的時候，我們會給他們舉行隆重的歡送儀式。」但這是很渺茫的希望。威爾遜正陷入他領導的政府所遇到的第一次嚴重的危機之中，沒時間拯救朋友和盟邦，哪怕他們忠心耿耿。

　　他沒有回信，卻派共和聯邦關係部長喬治。湯姆森於1968年1月9日來見我。湯姆森滿懷歉意，進行辯解。英鎊貶值使英國政府有機會一勞永逸地扭轉經濟。削減防務開支意味著，英國所扮演的歷史性角色和它的長期防務結構發生根本的變化。英軍將留在歐洲，不過它的能力也可用以協助歐洲以外的盟友。我問起希利所說的在新加坡的兩栖作戰能力。有關計劃會取消，1971年以後海軍不會駐紮在東南亞。我問，在1971年之前撤退的決定有多堅決？湯姆森說很堅決，雖然他們會考慮共和聯邦夥伴的看法。湯姆森的態度文雅友善，他很同情我們。威爾遜付託給他的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任務。為了減輕打擊，威爾遜邀我到英國首相別邸契克斯別墅會談。

　　對於曾經鄭重做出的保證，英國全然不放在心上，我感到失望和憤怒。我說，我們也可以最優先考慮新加坡的利益，通過從倫敦提出英鎊儲備的方式保護新加坡的儲備。儘管如此，我決定到倫敦走一趟，在契克斯別墅會見威爾遜。

　　後來，威爾遜把會談地點改到唐寧街10號，日期是一個星期天。下午5點30分當我抵達的時候，他的三位高級部長希利（國防）、布朗（外交）和湯姆森（共和聯邦關係）已經在場。威爾遜說，內閣已經同意，在我會見他之前不做最後的決定。

　　這使事情還有點希望。

　　我說，宣佈提前到1971年把所有英軍從亞洲大陸撤出，將會動搖投資者，特別是香港投資者的信心，使他們轉到更遠的地方去。為了恢復信心，新加坡必須花費大筆軍備開支，建立確實有效的國防力量。我指出，英國武裝部隊在新加坡有價值不菲的房地產，那就是住房和營房，總值超過5500萬英鎊。撤軍分三年進行的話，在公開市場可能賣不到一半的價錢。

　　威爾遜強調說，一年前希利在新加坡已經告訴我，撤軍的決定是基於經濟理由，改變不了。對1971年3月這個期限的決定，內閣的看法幾乎是一致的，在場的部長代表了內閣的意見。他渴望討論援助的問題，因為援助能真正瞭解新加坡的經濟問題。我表示，我關心的主要是安全問題，因為沒有安全就沒有投資，新加坡對投資的需要比對援助的需要大得多。

　　後來威爾遜讓希利來提出提前撤軍的論點，自己則坐下來抽煙鬥，擺出同情的姿態。從威爾遜的身勢語言看來，我知道要他遵照原來的保證，把撤軍延遲到70年代中期，已是不可能的事。

　　所有的英國部長都同情我的處境，對我最表支持的是外長布朗。記得1966年跟他在斯德哥爾摩社會主義國際大會上會面時，他極力主張英軍撤出新加坡，如今他主動問我需要多少時間，叫我喜出望外。我提出了1973年3月31日這個日期。多年之後布朗告訴我，美國約翰遜總統相信在越南戰爭繼續打下去的時候，美軍取代不了在阿拉伯海灣和新加坡的英軍，而英國在政治上的貢獻是非常寶貴的。

　　晚上七點左右，取代卡拉漢的新財長詹金斯到了。他提出了一個性質相似的課題，那就是：新加坡的經濟情況跟本地區其他國家不同，還算不錯，英國的情形卻相當嚴重。他引用英國和新加坡的儲備數字，說明英國的人均儲備比新加坡少。他批評新加坡政府把財政盈餘投資在別的地方，而且沒有通知英國政府。他採取的是進攻的姿態。新加坡從沒提取任何英鎊儲備，卻從未保證財政盈餘要以英鎊儲存。

　　我們並未盡力幫助英國，因此現在不能指望受到特別的考慮。這點他占了上風。

　　我們一邊用晚餐一邊談，無節制地喝著詹金斯喜愛的法國紅酒，不斷重複著各自的論點。經過五個半小時，討論在晚上10點50分結束。威爾遜總結了談判結果。

　　英國政府同意必須協助維持人們對新加坡的信心，卻強調除非跟其他共和聯邦國家建立範圍更廣的區域防務協議架構，否則新加坡不可能有永久的安全保障。在進一步詳細探討這種安排的可能性之前，新加坡最好不要就購買軍事配備的事情迅速做出決定。英國政府將在不背離英國的最重要目標（到1971年全面撤軍）的前提下，在合理的範圍內儘量協助新加坡維持安全。他希望新加坡政府充分考慮英國的忠告。第二天，也就是1968年1月15日星期一，希利在下議院宣佈，駐紮在蘇伊士運河以東的英軍將在1971年撤走，卻把最後撤退的日期從1971年3月挪後到1971年12月。九個月的差別意義重大，因為英國大選必須在1971年12月之前舉行。換句話說，他們決定了，撤退的最後日期要麼由新的工黨政府確認，要麼由保守黨政府推遲。

　　我應該對工黨的這種讓步感到滿意。報道希利講話的防務通訊員指出，希利留下了這個回旋的餘地。我的倫敦之行沒白跑。

　　但是威爾遜知道這是一個時代的結束。在辯論過程中，他引用了吉卜林《退場》的詩句：

　　「我們的海軍威名已隕，
　　沙丘和海角炮火消沉。
　　看哪，往日的盛況，
　　全跟尼尼微和蒂爾一樣湮沒無聞。」

　　在1968年1月的那五天裡，我在倫敦盡力爭取延長英軍的駐留期限。除了跟威爾遜討論之外，我也遊說保守黨領袖，主要是跟希思、莫德林和麥克勞德談。他們非常同情新加坡的處境，也支持新加坡的立場，如果掌權的話，他們願意駐留更長的時間，不提出撤退的日期。這就使最後的結果有所改變。英國的電視臺和報刊大量報道了我的消息。我訴諸情理，而不是宣洩憤懣，這牽動了英國人民的心，使他們覺得雙方長久和有利的關係，不應該草草結束，從而損害到新加坡的前途。我儘量保持鎮靜自若。在我之前飛回國的吳慶瑞，卻在新加坡機場對媒體大發牢騷：「工黨出爾反爾……我認為這是背信棄義的不光彩的行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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