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9)_李光耀

九

　　在兩天后的第二次會談中，他談到將向新加坡提供大量的援助，設法減輕新加坡蒙受的打擊。無論如何，他談的是削減駐軍而不是完全撤退。他認識到信心因素的重要性，會設法在這個問題上勸說他的同僚，但是他必須為英國防務訂下長期的計劃，而要零敲碎打地進行是不可能的。他問起新加坡對軍港船塢有什麼計劃。我告訴他，新加坡準備讓斯旺與亨特公司（英國一家造船公司）接管船塢，作為民事用途。我已經計劃讓它接管新加坡的發巴民用船塢，以便熟悉情況。

　　澳大利亞總理霍爾特和新西蘭總理霍利約克都拍來電報警告說，英國正在考慮大量削減駐軍，這將導致現有的共和聯邦防務安排架構脫節和解體。

　　駐紮在新加坡的英軍司令並未預料會提前撤軍。在希利訪問之後一個月，5月間我和吳慶瑞跟英國遠東總司令卡弗爵士共進工作晚餐。卡弗今我們寬心。他說，新加坡國防部隊扮演的主要角色，應該是防止由國內外策動的政變。萬一出現持久的敵對行動，新加坡必須依靠盟友。卡弗的態度使我心安，他預計英軍會在新加坡逗留一段時期。

　　但是為了預防他的政治主人想法不一樣，或是受到壓力採取不可思議的行動，5月26日我寫信告訴威爾遜說，任何談論「大量援助」的話都是不祥之兆。當人們知道英國決定在70年代中期撤退後，信心就會大受打擊。跟這個嚴重的風險相比，經濟失調的風險是次要的。威爾遜回信安慰我，並邀我到倫敦進行初步的會談。

　　1967年6月，我和吳慶瑞在倫敦會見希利。他提出了一份詳細的清單，列明到1968年3月31日為止削減英軍的安排，以及從1968到1971年撤退的情形。1971年以後，英國將在東南亞保留一支兩栖作戰部隊作為「巡邏警察」。

　　有關經濟影響的討論由吳慶瑞負責。像我一樣，他對安全問題比對英軍撤離所將造成的經濟影響更操心。我們兩人都認為，如果安全有保障，人民的信心不動搖，我們總能想個辦法解決經濟滑坡的問題。我向來自海外發展部，處理過英軍撤離馬耳他有關問題的一名官員提了一個問題：放棄的軍用機場能不能轉為民事用途。他說，按照英國的經驗，放棄的軍用機場不是改為農業用途，就是在少數情況下用來發展輕工業。我認為，在新加坡這樣做根本沒有前途。於是我說，在英軍放棄登加機場、實裡達機場和樟宜機場之前，應該儘早讓新加坡的經濟發展局派人前往視察，以確定它們未來的用途。他將修改條例。以便把它們交給新加坡作為培訓和他用。

　　我們深信自己有能力在70年代中期解決新加坡地面對的問題。我還能要求什麼呢？

　　斯旺與亨特公司已經讓買三巴旺海軍船塢發展前景美好，英國海軍部、斯旺與了特和新加坡政府二方可組成委員會，策劃如何把它改做商業用途。

　　同一天下午，我在下議院向工党後座議員發表演講。我說，亞非局面已經迅速改變了，尼赫魯已不在人世，蘇加諾名譽掃地，中國正在進行文化大革命，越南南方有50萬美軍。白人控制亞洲的日子已經過去了。一些亞洲國家堅持必須以亞洲的方式解決亞洲的問題，也就是說，亞洲的大國能解決它們同小國之間的問題。小國有權要求它們的西方朋友協助糾正這種不平衡的狀態。

　　我花了好幾個小時設法說服威爾遜的部長們。當時擔任財長的是卡拉漢，過去15年來我跟他有過幾次晤談。跟他的會面從原定的半小時延長到一個半小時。每次表決的鈴聲響起，他都到議事廳裡去投票，卻叫我留下來等他。最後他說：「我原本主張定下英軍應該離開的日期，但是我會再仔細想一想你的話，現在暫時不做決定。」接著他促請我去見當時的內政部長詹金斯。詹金斯靜靜地聽我把話說完，然後表示他會支持不定下英軍撤離的日期，但是英國一定要在1975年撤離。

　　在所有部長當中，最反對我的就是當時的國會領袖克羅斯曼。在同他會面的整整一個小時裡，他帶著戲弄的語氣斥責我誤導和欺騙他的同僚們支持留在蘇伊士運河以東。他刻意粗暴無禮，為的是要嚇唬我。他一直都主張英國在1970年之前撤退。

　　他和同一陣線的議員們致力爭取更多的養老金、更低的房屋貸款利率以及更多的支持選票。在激動之下，他脫口而出說：「你大可以不理會我，因為就目前來說我在內閣中屬少數，但我已開始贏得黨員的支持，他們越來越認同我的看法。」我們的最高專員n拉惹當時也在場，他認為我提出的論點加強了那些要英軍駐留的人士的立場，所以克羅斯曼才發那麼大的脾氣。

　　我認為這回新加坡不成問題，卻不能保證英鎊不會再受到衝擊，導致英國內閣情緒低落，以致進行另一輪的防務檢討。

　　約翰遜總統的文件顯示，1967年6月他曾經在華盛頓促＃威爾遜「別採取任何違反英國和美國利益。違反亞洲自由國家利益的步驟」。但是約翰遜沒像他的助手在開會前問他主張的那樣極力要求威爾遜避免這樣做。早在1965年12月，約翰遜的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曾經書面向約翰遜提出，美國對在遠東地區駐軍和承擔義務的重視程度。

　　一個月後於1967年7月刊行的英國防務白皮書，宣佈英國有意在1970／71年把東南亞的駐軍削減一半，到70年代中期完全撤走。澳大利亞總理霍爾特感到沮喪。

　　他寫信告訴威爾遜並讓防知道：「我們認為英國做出了歷史性的決定，要在很大程度上減少它在世界上所發揮的作用，以及大大減輕英國已經承擔了多年的國際責任。」

　　澳大利亞人現在必須「重新考慮整個形勢」。我會想到貓頭鷹。觀察越南局勢的人必定認為形勢兇險不祥，這樣的局面原來並不是非發展到這個地步不可的。要表明立場的話，越南也許不是最明智的地方，它也不是在亞洲表明立場的最穩妥的地點。

　　但是越南人和美國人已經做出重大的流血犧牲。「對這些反對越戰的聽眾來說，我只能點到這裡為止，暗示要是美軍撤退，會對東南亞其他地方產生嚴重的影響。

　　只不過在六個星期後，1967年u月18日星期日這一天，吳慶瑞突然接到財長卡拉漢拍來的電報，通知說英國把英鎊貶值，從1英鎊兌2.80美元貶到兌2.40美元。

　　想必他也拍發了類似的電報給所有的共和聯邦財政部長。這意味著我們存放在倫敦的英鎊儲備，損失了14.3％。自從1964年工黨政府上台後不久，英鎊便一直受到拋售的壓力，但是我們沒有把我們的儲備移走。英國的軍隊在保衛我們應付印尼的對抗，我們不想被人怪罪說，我們促使英鎊的幣值下跌。同一天傍晚，威爾遜發表電視廣播說：「現在我們對自己負責，這意味著最先考慮英國的利益。」這不是什麼好兆頭。可是，11月27日希利在國會的講話卻叫人放心。他說：「相信整個政府都抱著跟我相同的看法，那就是，在削減防務開支時，我們尤其必須對我國的部隊和盟友保持信用，決不能改變7月的決定……所以財長才在上星期一說，削減防務開支的行動必須在今夏宣佈的防務政策架構內進行。讓我告訴財長閣下，削減防務開支並不意味著會加速撤軍或加速重新部署我國的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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