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7)_李光耀

七

　　以色列人幫助我們策劃建立海軍，新西蘭人訓練我們的水兵操作第一艘高速巡邏艇，兩年內我們就建立了兩支各有三艘船艇的中隊。之後，我們進而購買導彈艇。

　　以色列人不但在傳授軍事技能方面本領到家，在灌輸訓練所依據的教條方面也同樣稱職，他們所採用的方法跟英國人完全相反。英國人早年訓練新加坡第一和第二步兵營，採用的辦法是循序漸進，一步一步來。訓練軍官是從排長開始，然後是連長，15到20年後才訓練營長和中校。以色列人卻一開始便堅持新加坡軍官必須向他們學習，並儘快取代他們擔任教官。

　　在肯尼迪總統時期，美國一口氣便派出了3000到6000名「顧問」，協助吳庭豔政權建立南越的陸軍。以色列人只派18名軍官到新加坡來。他們執行每一項工作都指定新加坡人跟著學習，從排長、營長到參謀長。我們挑選了一批有軍事和准軍事經驗的警官、英國時期的前新加坡義勇軍軍官人伍，他們有的是公務員，有的來自私人企業界。我們讓他們成為全職軍官。英國陸軍高度重視軍事配備的擦洗和步操，以便培養守紀律和服從上級命令的意識，以色列人卻著重訓練軍事技能和激發昂揚的鬥志。新加坡武裝部隊接受檢閱和表演步操時所表現的齊整，並非從這些「墨西哥人」那兒學來的，而是從早年主管第一和第二步兵營的英國軍官那裡學來的。

　　由埃拉紮裡領導的以色列軍官開始工作，待我們上鉤之後，基德倫便要求我們付出代價：新加坡必須正式承認以色列，兩國互派大使。基德倫堅持這兩個要求，使我們不勝其煩。我告訴吳慶瑞，這是行不通的。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馬來穆斯林同情他們的伊斯蘭教兄弟——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我們會激怒他們。哪怕以色列人決定撤退，我們也答應不了。當他們知道這行不通時，特拉維夫來電說他們瞭解新加坡的處境，還是願意幫助我們，但是希望我們最終會允許以色列在新加坡設立大使館。

　　1967年6月阿以六日戰爭爆發，以色列沒戰敗，這使我們感到寬慰，否則新加坡武裝部隊會對以色列教官失去信心。聯合國大會就譴責以色列的議案進行辯論期間，吳慶瑞來見我，要求我下令身為外長的拉賈拉南，指示新加坡代表團千萬別投票贊成，否則以色列人會離開。拉賈拉南一向支持亞非國家，他全力贊成譴責以色列。

　　由於未能出席內閣會議，我把自己的立場寫了下來：我們非支持一切小國的生存權利不可。所有國際航道，無論是蒂朗海峽還是馬六甲海峽，都應該自由通航。在敵對狀態結束時，聯合國就應該在維持和平或解決問題方面扮演一定的角色。即使新加坡投票支持亞非議案，相信以色列顧問也不至於離開。我主張投票時棄權，內閣贊同我的看法。結果我們在投票時棄權，以色列人也沒離開。既然以色列人在新加坡已家喻戶曉，我們於是決定讓他們在新加坡派駐外交使節團。他們要求設立大使館，我們決定讓他們在1968年10月先設立商務處。1969年5月，新加坡和本地區的馬來穆斯林都習慣了以色列在新加坡有官方代表之後，我們允許他們升級為大使館。

　　後備軍人改名稱為了強調後備軍人隨時可以作戰，我們在1994年把名稱改為戰備軍人。他們每年都回營，到原來的單位受訓幾個星期，並建立情誼。每隔幾年，他們就奉派到臺灣、泰國、文萊或澳大利亞，參加旅級的野戰演習或營級的實彈演習。

　　大家都認真對待回營訓練，雇主也不例外。執行人員和其他雇員每年服務中斷幾個星期，雇主們得蒙受損失。要真有實效，新加坡武裝部隊必須動員整個社會參與防衛活動。我們通過「全面防衛」概念，讓校長、教師、家長、雇主和社區領袖加入整個支援網絡。這麼做也提高了大夥兒的士氣。

　　30年來，國民服役對新加坡社會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它已成了我們男性青年的必經之路，也是人們生活的一個部分，從而把人們團結起來。我們的年輕人學會了在一起共同生活和工作，不分種族、語言和宗教。所有宗教，從佛教、印度教、伊斯蘭教、錫克教到基督教和襖教的習俗都受到尊重，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的食物禁忌也受到尊重。無論你的父親是部長、銀行家、專業人士。勞工、的士司機還是小販，你在軍隊中的地位都得看個人表現而定。

　　為使軍隊中有文武雙全的人才，1971年我和吳慶瑞把一些最優秀的學生，引進新加坡武裝部隊。我們每年挑選幾名最優秀的見習軍官，頒發新加坡武裝部隊海外優異獎學金，讓他們到英國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和其他大學深造，修讀完整的人文學科。理科、工科或專業課程。他們在深造期間領取中尉的薪餉，外加獎學金，能應付在國外留學期間所有的學費、住宿費和其他開支。他們簽約，畢業後必須在武裝部隊服務八年，期間會被派到美國或英國再修讀兩個課程，往往是三個：先是接受炮兵、裝甲或信號的特別訓練；其次是工作一段時間之後，中期到美國或英國接受參謀和指揮的特別訓練；最後是到美國哈佛或斯坦福之類的一流大學，攻讀公共行政或商業行政課程。8年結束後，他們可以選擇留在新加坡武裝部隊，或調到公共服務部門擔任公務員最高級別的行政官，加入法定機構或轉到私人機構。他們每年必須回營，參加兩三個星期的國民服役訓練。這個計劃是我建議，吳慶瑞修改的。

　　通過這個計劃，我們把一些最聰明的學生引進了新加坡武裝部隊。

　　要不是我們每年從最傑出的學生當中約吸收十人，新加坡武裝部隊就會缺乏精英，有再多再好的軍事硬件配備也沒能充分利用。

　　早期幾批的素質都讓人放心。到1995年，四名武裝部隊前獎學金得主都升到高層，之後踏入政壇，當上部長，他們是我的兒子李顯龍準將，以及楊榮文準將、林勳強中校和張志賢準將。

　　新加坡幅員小，大大限制了武裝部隊的發展。隨著我們的陣容越來越大，要部署一個旅以及後來的一個師的兵員，我們就必須有海外的訓練場地。1975年，我衝破了障礙，蔣經國允許我們的步兵、裝甲人員和炮兵到臺灣受訓。我們也在臺灣進行聯合軍事演習，德國的一名退休將軍西格弗裡德·舒爾茨，在這些演習中陪同我們的高級軍官展開臨場訓練，親自給他們戰鬥策略上的指導。

　　空軍方面，在70年代末期，馬科斯總統和美國國防部允准新加坡空軍部隊，利用克拉克空軍基地的美軍訓練設施。美軍在90年代離開克拉克基地後，我們就把訓練地點改到澳大利亞和美國。我們要解決問題，得別出心裁，不能沿用老方法。

　　由於武器系統不斷採用新科技，尤其是資訊科技，因此，一個國家的防衛能力必須不斷地提升。這需要穩健的經濟做後盾，以便有能力購買新式武器，並聘用受過高深教育和受過訓練的人才，由他們把各種武器納人一個系統，同時有效地進行操控。

　　擁有可靠的防衛能力，可以減低他國採取養撞的政治行動的危險。每當馬來西亞領袖對我們不滿時，他們總會通過報刊恫言要切斷水供。

　　1990年，我卸下總理一職。國際防衛刊物《軍事科技》寫道：「1965年新加坡獨立時，根本沒有任何武裝部隊來保衛它。到了1990年，新加坡武裝部隊已經發展成為一支受尊重和專業的部隊，它有現代化的防衛系統，有能力保衛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從那個時候起，新加坡武裝部隊的作戰能力和備戰狀態，不斷得到《簡氏年鑒》和《亞太防務報道者》等防務期刊的高度評價。

　　1966年5月，我飛往倫敦希望能爭取到首相威爾遜的保證，英軍會在坡多留幾年――當時我根本沒想到能有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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