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騰飛路(3)_李光耀

三

　　※2.好男要當兵

　　應付馬來西亞要重新控制新加坡的任何計劃，最佳的威懾力量就是讓它知道，哪怕它能制服新加坡的武裝部隊，它也得考慮是否有能力鎮壓善於使用武器和炸藥的全體人民。除了採取不管家庭和種族背景，平等對待所有新兵的策略，使人民凝聚成一個團結的群體之外，我們也必須吸引和留住新加坡武裝部隊最高層一些最優秀的人員。

　　同馬來西亞分家四個月後，1965年12月國會開會前，負責指揮馬來西亞駐新加坡一支步兵旅的阿爾薩戈夫準將來見我，堅持要由他的電單車警衛隊護送我到國會。阿爾薩戈夫準將是個阿拉伯裔穆斯林，身材魁梧肥胖，留八字須，出生於新加坡，加入了馬來亞武裝部隊。我很驚訝，因為他表現得仿佛自己是新加坡軍隊的總司令，隨時準備接管這個島國。當時，新加坡步兵團第一營和第二營各有大約1000人，由馬來西亞人指揮。他們把700名馬來西亞人安插在新加坡步兵團第一營和第二營，300名新加坡士兵則被調走，分配到馬來西亞各個部隊。

　　我估量了一下形勢，得到的結論是，東站必定是要提醒我們和那些將會出席國會開幕式的外國使節們，新加坡仍然在馬來西亞的掌握之中。如果我責駡阿爾薩戈夫準將放肆，他會向吉隆坡的上司報告。他們必會採取其他步驟向我表明，真正掌握新加坡大權的是誰。因此，我覺得最好是默默同意。於是，新加坡共和國國會第一次開會時，我從政府大廈的總理公署到國會大廈，是由馬來西亞軍隊的電單車警衛隊「護送」的。

　　這件事情過後不久，1966年2月回日星期二，下午四點左右，吳慶瑞忽然到我在政府大廈的辦公室，向我報告一個壞消除：毗鄰珊頓道新加坡工藝學院的軍訓站發生暴亂。他發現最近入伍的各個部隊的新兵當中，有80％是馬來人，這使他驚訝，所蔔就下令停止所有的招募和訓練工作，並凍結所有的職位。軍隊司令誤解了他的意思，擅自指示華族少校解雇所有的馬來新兵。這名少校讓所有的人到操場集合，叫非馬來族士兵離隊，隨後通知馬來新兵他們被解雇了。那些馬來新兵對自己遭受的種族歧視，一時之間瞠日結舌。當他們從錯愕中回過神來時，場面開始混亂。他們用棍棒和汽水瓶攻擊非馬來人，燒毀兩輛電單車，破壞了一輛史古打，掀翻了一輛小貨車。一輛警察巡邏車聞訊趕到，馬來新兵向它扔出無數的玻璃瓶，巡邏車無法越過翻覆了的小貨車。一輛消防車隨後來到，也同樣受到攻擊。

　　珊頓道沿路聚集了大批看熱鬧的群眾。附近工藝學院的學生離開課室，擁上陽臺和屋頂，居高臨下，觀看這場混戰。下午2點45分左右，鎮暴隊隊員乘坐鎮暴車來到現場，發射催淚彈。接著，受過特別訓練的鎮暴警察出動，逮捕暴亂者，把他們押上囚車，載到對面的刑事偵查局大廈。暴亂者被扣留在刑事偵查局的四方院子裡等候發落，看看是要把他們控上法庭，不准他們保釋，還是准他們保外。

　　吳慶瑞擔心讓他們保釋的話，他們回到芽籠士乃和其他馬來人居住地區，散播他們如何道解雇的消息，那可能在馬來人和華人之間觸發暴亂。我立即請英國最高專員約翰。羅布到我的辦公室來，把這件棘手的事情告訴他。由於當時新加坡警察和軍隊幾乎全是馬來人，會同情暴亂者，我要求羅布通知英軍司令待命，以防種族暴亂失控。我告訴他，我準備到刑事偵查局親自處理這件事。要是認為情勢可以緩和下來，我會讓這些人回家，否則也許要在提控他們後加以拘留。這一來，當天晚上365個家庭將會等不到他們的兒子回家，有關馬來人受到壓迫的謠言將會傳遍新加坡。

　　羅布表示他會據實通報，但是也謹慎地指出，英國軍隊不能干預內部安全問題。我告訴他，總司令或新加坡駐軍總管應確保英軍至少能防止暴亂者失控，以免他們像1950年在一次涉及一名荷蘭少女的宗教暴亂中那樣轉而對付白人的事件重演。

　　接著，我召見社會事務部長奧斯曼握，討論應該如何處理那些人，看看我的做法是否行得通，並請他陪同吳慶瑞和我到刑事偵查局去會見暴亂者。在刑事偵查局的四方院子裡，我通過一個手提揚聲器用馬來語向新兵講話。我告訴他們，命令規定只招募新加坡人，而少校誤會了，以為不包括新加坡籍馬來人。

　　迅速建立裝甲部隊由於擔心這些暴亂會蔓延到新加坡來，我們不得不迅速建立裝甲部隊。1968年1月，以色列要更換軍備而減價出售法國製造的AMX－13輕型坦克，新加坡決定購買。到1969年6月，30輛經過整修的坦克運到，同年9月又來了42輛。我們也買了170輛V22型四輪裝甲車。

　　英國人沒提出要像50年代協助馬來亞那樣協助我們建立一支軍隊。他們曾經在幕後努力，在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期間為新加坡爭取平等的待遇，卻引起馬來西亞的不悅。如今他們必須應付的馬來西亞，不僅是對他們有點不悅而已。他們也必定猜到，提名新加坡加入聯合國和共和聯邦的馬來西亞已打好算盤，有意成為新加坡的軍事教官，以確保我們對防務的認識不會勝過他們。

　　我們必須收回兩營軍隊，恢復它們的新加坡身分，確保它們忠於新加坡。當時的財政部長吳慶瑞在新加坡獨立後，立即表示願意出任國防部長。任務很艱巨，我們得從頭做起，他卻願意挑起這副擔子。當時他的全部軍事知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得來的。英軍在1942年2月投降之前，他擔任過新加坡義勇軍的中士。我叫他著手進行。吳慶瑞跟以色列駐曼大使莫迪凱·基德倫接觸，要求幫助。他是在幾次到曼出席會議時結識基德倫的。

　　8月9日分家幾天後，基德倫從曼飛來新加坡，提出了一些有關協助進行軍事訓練的建議。吳慶瑞帶他來見我。1962到1963年間，基德倫曾經幾次見過我，要求我允許以色列政府在新加坡開設領事館。他向我保證東姑已經同意了，我們不必等到馬來西亞成立後才做決定。我告訴他，既然東姑同意了，領事館在馬來西亞成立之後設立不會有問題，但是在馬來西亞成立之前設立，肯定會使基層馬來穆斯林情緒激動，以致發生爭端，打亂我的合併計劃。他非常失望。不出所料，馬來西亞成立後，東姑沒允許以色列開設領事館，事實上也無法允許。

　　我聽了基德倫有關軍事訓練的建議，但是要吳慶瑞暫時按兵不動，因為我寄出了兩封信，一封給印度總理夏斯特裡，另一封給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埃及）總統納塞爾，要求他們提供緊急援助，協助我們建立武裝部隊。我要等他們的回信。

　　在給夏斯特裡的信中，我要求他派一名軍事顧問前來新加坡，協助我們建立五營軍隊。兩天后他回信說：「真誠地祝願新加坡人民幸福和繁榮。」對我的要求，他隻字不提。納塞爾總統回信承認新加坡是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卻跟夏斯特裡總理一樣，對我要求他派遣一個海軍顧問前來協助新加坡建立海岸防衛力量的事，也避而不談。我原來也曾預料印度政府會小心翼翼，不想被人看成反對馬來西亞。不管怎麼說，印度是比較靠近我們的亞洲鄰國。但是納塞爾卻是我很要好的朋友，他選擇不理會我的要求，我很失望。也許他要同馬來西亞的穆斯林領袖保持伊斯蘭教的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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