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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


  這是弗洛伊德與愛因斯坦之間的第一次會面,他們在一起談了兩小時。談話之後,弗洛伊德對別人說:「他很樂觀、自信,他很瞭解心理學,就象我瞭解物理學那樣,因此我們的談天是很愉快稱心的。」

  由於疾病的干擾,弗洛伊德不得不減少工作時間。從這一年起,他在診療所治療病人的人數大大減少。按照他的身體的實際狀況,加上年邁力衰,他應該停止一切工作,治病休養。但是,他的經濟狀況還是不夠充裕。他不得不堅持給別人看病;因為看病的患者人數減少,弗洛伊德相應地將診療費抬高五分之一。

  一九二七年國際精神分析學會在奧地利因斯布魯克召開第十屆大會後,原「委員會」人員同時成了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的領導核心小組成員。顯然,由於蘭克、費倫齊等人相繼脫離,「委員會」已經減少了人數,因此,「委員會」沒有必要再作為一個組織繼續存在下去。

  到了一九二七年,弗洛伊德本人的健康狀況繼續惡化,與此同時,社會危機也籠罩著整個西方國家。經濟蕭條發展成為嚴重的經濟危機,各國政府又投入了軍備競賽的旋渦。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弗洛伊德又一次遭受內外困難的夾攻,陷入難於克服的困境之中。

  瑪麗·波拿巴特勸弗洛伊德加緊治療自己的疾病。她向弗洛伊德推薦維也納名醫馬克斯·舒爾,建議弗洛伊德定期到舒爾教授那裡檢查身體。從此之後,直到一九三九年為止,舒爾一直負責治療弗洛伊德的疾病,他和安娜·弗洛伊德一起,成了弗洛伊德晚年健康的保護人。他們的精心治療和護理,無疑地延長了弗洛伊德的壽命。

  疾病的折磨看來已經奪去了弗洛伊德的許多精力。但是,在一九二九年,弗洛伊德仍然寫出了大量的著作,如《陀思妥也夫斯基及弑父者》等。

  當一九二九年聖誕節到來的時候,弗洛伊德已經以堅強毅力度過了四分之三世紀。他以既沉重而又充滿信心的語調說:「在過去十年內,精神分析學本身的發展歷程,已雄辯地證明了精神分析學具有不可動搖的力量;但同時,它又遭到、並將繼續遭到嚴重的阻力。」

  一九三零年,弗洛伊德寫出了《文明及其不滿》等著作,得了歌德文學獎,但他又遭到了沉重的打擊。他的心愛的母親在這一年死去了,弗洛伊德本人的病情迅速惡化。

  弗洛伊德對他的母親始終懷有極其深厚的感情。每當他遇到困難的時候,母親的崇高形象給了他無窮無盡的力量。每當他在燈下思索著人類精神的奧秘時,他同母親之間的無形的、然而是強大的感情聯繫,使他產生神奇般的靈感,使他的想像力插上了天使般的翅膀,自由地翱翔在精神王國的廣闊天地中。

  母親的死,雖然使他沉痛的無可比擬,但同以往所經受過的一切打擊一樣,給了他新的推動力量。

  三零年十月,弗洛伊德又一次動手術。同往常一樣,這次手術從他的手臂上割了一塊皮,移植到下顎部。手術剛完不久,他又得了支氣管肺炎。

  一九三一年,英國倫敦大學赫胥黎講座邀請弗洛伊德去講學。赫胥黎(1825—1895)是英國著名的人類學家和科學家,弗洛伊德從大學學習時期起就已經很敬仰赫胥黎。自赫胥黎於一八九五年逝世後,倫敦大學每年舉辦一次「赫胥黎講座」。一八九八年,德國著名的病理學家和人類學家魏爾嘯(1821一1902)曾應邀參加該年度的赫胥黎講座。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三十三年間,由於英德關係惡化,再也沒有一個德國學者應邀參加赫胥黎講座。這次邀請弗洛伊德講學,是給予弗洛伊德的榮譽。弗洛伊德本人是願意去的,但無奈病魔纏身,弗洛伊德只好謝絕。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在德國上臺。開始瘋狂地迫害猶太人,向科學和文明宣戰。許多精神分析學家紛紛離開德國和奧地利。弗洛伊德面對迫害狂潮,表現得很鎮定。他寫信給當時在巴黎的瑪麗·波拿巴特:「人們擔心德國的種族主義狂熱會波及到我們這個小小的國家,已經有人勸我逃往瑞士,但那是毫無意義的。我不相信這裡有危險。如果他們把我殺了,那也好。這不過是和平凡的死去一樣,沒有什麼了不起。但很可能這僅僅是一種誇張的說法。」

  一九三三年五月,柏林正式宣佈弗洛伊德的書是「禁書」,並焚燒了所有的弗洛伊德的著作。弗洛伊德怒不可遏,他大聲疾呼:「這是人做的事嗎?在中世紀的話,他們肯定會燒死我;而現在,他們只好滿足於燒毀我的書!」弗洛伊德顯然還沒有估計到如果這些法西斯勢力在維也納得勢的話,他們所做的,就不僅僅滿足於焚書,而必定是要焚燒弗洛伊德的肉體不可。

  一九三四年,當弗洛伊德的學說遭受法西斯勢力摧殘的時候,在瑞士琉森召開第十三次大會。弗洛伊德在一九三五年寫的《自傳·後記》中說:「第十三屆大會於一九三四年在琉森舉行,我無法參加大會。這次大會以各會員的共同興趣為中心,把他們的工作向各個不同的方向推展開去——有些著重於心理學知識之澄清與深入,有些則著重於同醫學和精神病學有關的問題。從實用的觀點看來,有些精神分析學家著重於在醫學領域內的應用,則有些在醫學之外,在教育學等領域內開拓新的園地。我們往往會注意到,當一個精神分析學家強調某一方面的精神分析現象或觀點時,好象犧牲了其他方面的研究。但是,從整體上看,精神分析學給人的印象是令人滿意的——它是一個保持高水平標準的嚴正的科學工作。」

  到一九三三年年底,鐘斯是原有的「委員會」中最後一個留在歐洲的成員。阿伯拉罕和費倫齊已相繼逝世,蘭克離開了。查赫到美國波士頓,艾丁根則剛剛前往巴勒斯坦——艾丁根在那裡建立了精神分析學會,並一直堅持活動。

  一九三四年,德國的法西斯分子幾乎把弗洛伊德的全部書籍都燒光了,以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時,瞭解弗洛伊德的德國人還不及日本人或巴西人那麼多。納粹分子強迫改組德國的精神分析學會。一九三三年六月,納粹分子完全管制了德國精神分析學會,原學會主席克列茲美被迫辭職。容格取代了他的職位而成為主席。許多正直的科學工作者都譴責納粹的這些野蠻行為,也譴責容格的作為。

  一九三三年三月,德國法西斯當局的「蓋世太保」秘密警察宣佈沒收國際精神分析學出版社的全部財產,但由於弗洛伊德的兒子馬丁·弗洛伊德的努力,該出版社仍能堅持工作,直到德國法西斯軍隊佔領維也納。

  自從一九三五年以後,弗洛伊德的注意力轉向了「摩西」和一神教問題。弗洛伊德在這些著作中抨擊了宗教的虛幻性及非真實性。他認為「宗教的威力不是由於真實的真理,而是由於歷史的原因。」考慮到書本上所表達的觀點具有強烈的反宗教性質,加上當時納粹勢力已表示出對天主教會的大力支持,弗洛伊德決定不立即出版這些書籍。他清醒地估計到,這些強烈的反宗教書籍的發表必將引起法西斯勢力的瘋狂報復,並將累及他的同事們和整個精神分析學的工作。他堅信,宗教的歷史基礎是不可靠的。「所以,我保持沉默。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自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我的整個一生就是一直在努力解決這個問題。」他把自己的想法寫在給瑪麗·波拿巴特的信中。他的思想認識顯然有了很大的進步,因為在這封信中他不僅痛斥了宗教,還揭露了法西斯勢力支持宗教的陰謀。

  一九三六年五月,弗洛伊德度過了最難忘的八十歲壽辰。弗洛伊德在家中舉行了隆重的慶祝宴會。接著,在連續六個星期中,他收到了從世界各地寄來的賀信和發來的賀電。他的朋友們,其中包括托馬斯·曼、羅曼·羅蘭、朱利斯·羅曼、威爾斯、維吉尼亞·吳爾夫、史迪凡·茨威格等人,都發來了熱情洋溢的賀信。

  最使弗洛伊德高興的是愛因斯坦寄來的賀信。下面是愛因斯坦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一日自美國普林斯頓寄來的信的部分內容:

  尊敬的弗洛伊德先生:

  我感到很高興的是,我們這一代有機會向你這位最偉大的導師表示敬意和祝賀。毫無疑問,你已經輕而易舉地使那些具有懷疑思想的普通人獲得一個獨立的判斷。迄今為止,我只能崇奉你的素有教養的思想的思辨力量,以及這一思想給這個時代的世界觀所帶來的巨大影響……

  愛因斯坦向弗洛伊德致以最熱烈的祝賀和最崇高的敬意。最後,在信的附注中,愛因斯坦說他的這封信不值得給予回復,希望不要過多佔有弗洛伊德的寶貴時間。

  弗洛伊德為愛因斯坦的信所感動,他終於決定回復愛因斯坦,表示對他的衷心感謝。弗洛伊德在給愛因斯坦的回信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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