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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四


  ※第二十章 對下顎癌進行頑強搏鬥

  由於弗洛伊德在二十年代理論建設中取得的成果,及這些理論在文學藝術領域中的擴散和滲透,弗洛伊德在國際上的名聲越來越大。這十年間的勝利,奠定了弗洛伊德在整個二十世紀的地位。

  一九二一年七月,艾丁根請維也納雕刻家保羅·柯尼斯貝格為弗洛伊德塑半身像。「委員會」的成員為慶祝弗洛伊德六十五壽辰,決定把塑像原型買來,送給弗洛伊德作紀念。

  弗洛伊德半身塑像的出現,意味著「弗洛伊德時代」的開始。從此以後,一直到弗洛伊德死後,弗洛伊德成了越來越多的西方人的崇拜對象之一。

  一九二四年五月,英國外交大臣巴爾佛在耶路撒冷市希伯來大學建校典禮上說:「對人類現代思想起著重大影響的,有三個人:柏格森、愛因斯坦和弗洛伊德,而這三個人都是猶太人。」巴爾佛的這段評論顯然並不全面。但是,不管巴爾佛怎樣說,他對弗洛伊德的評價倒是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弗洛伊德在近代和現代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當我們看到弗洛伊德在六十五歲之後享有越來越高的盛譽時,我們還要看到問題的另一面,即在六十五歲以後,弗洛伊德本人的遭遇並非平坦和舒適。他除了受到社會危機的壓力和理論上反對派的攻擊以外,身體越來越衰老,而更嚴重的是,從一九二三年起,潛伏多年的下顎癌開始惡化,使他忍受了肉體上的巨大痛苦。所以,他必須在克服內外困難的鬥爭中發展自己的事業。

  一九二三年,當弗洛伊德六十七歲的時候,他發現右顎顯著地膨脹起來。但他並沒有把疾病告訴任何人。他自己並沒想到這是致命的下顎癌的前兆,所以,他自己不聲不響地去醫院看病,並動了第一次手術。動手術後,晚上經常出血,但他仍然對自己的疾病不介意。他沒有採取有效的措施治療自己的病,以致下顎迅速地萎縮,難以開口。四個月後,他的下顎的疼痛越來越嚴重,只有靠止痛藥才能制止痛苦。

  疾病的迅速惡化對弗洛伊德來說是一個嚴重的打擊。因為他立志要在戰後完成的事業和目標是很宏偉的,他希望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考驗而站住了腳跟的精神分析學能迅速地傳播到全世界各個有關的科學領域。因此,他計劃在理論上、實踐上和組織上進一步推動精神分析學的發展。在理論上,他的建設重點是論證潛意識的「本能」性和把精神分析學的理論應用到文學藝術、宗教、教育、社會學、文化史、人類學等廣闊領域;在實踐上,他則著重革新精神治療法,使精神治療法更牢固地建立在現代醫學、生物學、物理學、化學和遺傳學等科學成果的基礎上;而在組織上,他計劃進一步擴大原有「委員會」的範圍,並使已經活動多年的國際精神分析學會在更多的國家和地區獲得發展。

  一九二三年,當弗洛伊德發現了自己的嚴重疾病的時候,又有一件使他萬分悲傷的事情發生:他的小外孫、蘇菲的第二個兒子海納勒突然因患肺結核而死去。這個孩子是弗洛伊德所見到的孩子之中最聰明的一個。

  弗洛伊德於一九二三年七月告訴鐘斯說,他遭受到了有生以來最嚴重的打擊,而且,「這種無盡的悲傷已經深深地潛入內心深處,分秒不離地伴隨著我的工作。」弗洛伊德說,由於這一打擊,「在我的思想中已經激不起智慧的火花,我已經很久沒寫一行字。」在這之後不久,弗洛伊德又說,海納勒之死「給我一次不可言狀的打擊。」「在這之後,我再也不對任何新鮮的事物感興趣。」但是,他又說,海納勒之死給他的沉重打擊轉化成為巨大的動力,促使他除了發展科學的雄心以外再也不對其他事物感興趣——他說自己已對其他的一切都麻木了,心中唯有一個信念:努力啊,努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非要達到自己的目標不可。

  為了更有力地發展自己的事業,他很重視組織上的建設。

  在組織上,他一方面擴大「委員會」的名額,另一方面擴大國際分析學會的規模。

  他首先建議由鐘斯擔任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的代理會長,同時建議艾丁根加入「委員會」。接著,弗洛伊德又讓他的女兒安娜加入」委員會」。象安娜那樣,獲得這樣高的榮譽而加入「委員會」的婦女,還有洛·沙洛姆、瑪麗·波拿巴特和鐘斯的妻子卡德林。

  與此同時,在維也納正式成立了「國際精神分析學出版社」。這個出版社的建立對於推動精神分析學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自從該出版社建立以後,二十多年中,共出版了幾百本書,並在一九二四年出版了第一版的《弗洛伊德全集》,發行了五種關於精神分析學的雜誌。這個出版社得到了馮·佛倫德的財政上的大力支持——他共支付了五十萬美元的捐款。

  自從一九二二年以後,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繼續按例行規定每隔一、二年召開一次大會。

  一九二二年,國際精神分析學會在柏林召開第七次大會。弗洛伊德的女兒安娜因在學術上成績卓著被推選為學會會員。

  在這段時間內,國際精神分析運動又面臨著新的分裂。蘭克和費倫齊,背著「委員會」的大多數成員,撰寫了一本論述精神分析學發展過程的巨著——《精神分析學的發展》。這本書在一九二三年年底出版,震動了國際學術界,特別震動了「委員會」的其他成員。使弗洛伊德及「委員會」其他成員感到不滿的是,這本書在出版前未徵求過他們的意見,而且全書的觀點明顯地背離了弗洛伊德的「正統」觀點,其最突出的是非常輕視兒童時期的生活經歷對形成潛意識所起的決定性作用,而把重點放在「此時此地」的經驗上。

  一九二四年四月,在薩爾斯堡召開了第八次國際精神分析學會大會,阿伯拉罕被選為會長。本來,弗洛伊德希望在這次大會上進行一次開誠佈公的討論,以便在內部解決矛盾和分歧,加強團結。但弗洛伊德因患感冒未能參加大會,蘭克和費倫齊根本拒絕在會上討論他們的問題。蘭克自己在大會召開後的第二天便離開大會前往美國。

  在這一年,精神分析學會繼續在歐美各國獲得發展。「精神分析訓練研究中心」紛紛在柏林、維也納、倫敦和紐約建立起來。

  一九二五年,國際精神分析學會在洪堡召開第九次大會。安娜代表她父親宣讀論文——《論兩性解剖學上的差異所產生的心理後果》。

  在這一年年底,阿伯拉罕患肺癌而死。雖然在最後幾年內,阿伯拉罕曾同弗洛伊德發生爭執,但弗洛伊德仍然很尊重他,弗洛伊德很珍惜他同阿伯拉罕的友誼。他在為阿伯拉罕所寫的悼文中引用了古羅馬詩人賀拉斯的一句詩文:「一位終生昂然挺立而又純潔的人」。這是對阿伯拉罕的最高的評價。弗洛伊德寫信給鐘斯說:「誇大一個人的死,是我所不肯做的事,我盡力避免這樣做。但我認為上述引文對阿伯拉罕來說是很切實的。」

  阿伯拉罕死後,艾丁根繼任國際精神分析學會會長,安娜擔任學會秘書。

  一九二五年,弗洛伊德發表了《自傳》。這本書系統地、概括地總結了精神分析學的發生和發展的歷史,突出了精神分析理論體系的中心問題,在學術上和理論上具有重要的價值。

  弗洛伊德在同一年還為法國的《猶太人評論》雜誌寫了一篇論文《對精神分析學的抵制》。同時,弗洛伊德還發表了兩篇醫療方面的論文——《否定》和《兩性在解剖學上的差異所產生的心理後果》;後一篇文章是由安娜在洪堡大會上宣讀的。

  一九二六年,弗洛伊德的下顎癌惡化,而且他還得了心絞痛。經醫生診斷,病因很可能是精神上的過度憂慮和過量的抽煙。為了治療疾病,弗洛伊德每天早晨堅持到郊外散步。

  一九二六年弗洛伊德七十壽辰的時候,很多人來祝賀他。維也納各報和德國著名報刊都寫專文慶祝弗洛伊德的成就。在這些專文中,最好的兩篇是由布洛伊勒和史蒂凡·茨威格寫的文章。

  與此相反,維也納的官方學術和研究機關——維也納大學、奧地利科學院和奧地利醫學會卻對弗洛伊德的七十歲壽辰保持沉默。弗洛伊德不但不懊喪,反而感到光榮。他說:「我不認為他們的任何祝賀是真誠的。」因此,他們如此坦誠地表示冷淡反倒使弗洛伊德感到高興。這件事集中地表現了奧地利和德國境內排猶勢力的猖獗。

  五月六日,弗洛伊德的幾個學生捐獻給他四千二百馬克的基金。弗洛伊德把其中的五分之四獻給「國際精神分析出版社」,五分之一獻給維也納精神分析診療所。在感謝詞中,弗洛伊德表示了從國際精神分析運動引退的願望。他說:「從今以後,必須全靠年輕一代來發展精神分析的科學事業。」他還警告說:「未來的道路不會是平坦的;精神分析學的每一步進展都是在克眼重重障礙(包括人為的困難在內)之後取得的。」

  一九二六年聖誕節,弗洛伊德夫婦訪問柏林。這是自一九二三年動手術後的第一次旅行,也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到柏林的愉快旅行。弗洛伊德到那裡探望自己的兒子和孫子,同時也見到了愛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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