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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三


  一九四五年前後,恐怖心理片紛紛出籠:弗裡茲·朗拍出了《窗中婦人》和《猩紅街》;從奧地利到荷裡活的作家兼導演威廉·韋爾德拍出了《雙重保險》;奧托·蔔利明格拍出了《勞拉》;希治閣拍出了《疑雲》和《蠱惑》;羅拔·西奧德馬拍出了《啞女劫》;邁爾斯東拍出了《古怪的愛情》。

  在希治閣所導演的《蠱惑》裡,一位瘋子管理瘋人院。瘋子本人是主角,片裡的夢境是所謂超現實派的——並且是大名鼎鼎的超現實派畫家薩爾瓦多·達利設計的。

  一九四六年,希治閣又在荷裡活拍出《諜網情鴛》,也是一部以精神病為題材的片子。接著,希治閣又拍出《電話情殺案》等恐怖片,使恐怖片成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風行於影壇的主要片類。

  美國作家海明威也寫了一些以殺人、恐嚇為題材的電影故事。他的《殺人者》一片,劇情發生在一個小城裡,犧牲者們就象給迷住了心竅的小兔似的,乖乖地等待殺人者來殺死自己。最後,那個殺人者以非人的殘暴結果了片裡的主角。

  所有這一切形形色色的恐怖片,對於生活在充滿競爭、緊張、恐怖、絕望的社會中的觀眾來說,無疑是一種麻醉劑。無論是荷裡活的老闆、導演或觀眾本人,都想要逃避現實,忘記生活的真相。製片家們想把生活的現實問題都歸罪於心理,要觀眾相信,這些暴力現象都不是社會出了毛病之後造成的,而僅僅是心理有毛病的人們幹出來的。他們把精神分析加以歪曲的結果,使觀眾以為科學乃是神話,世界無非是神秘的天地,生活是與自然、社會和歷史的法則毫無關係的。既然一切都是「原始的心理」和「遠古的潛意識」在起作用,因此,影片裡所描寫的「社會悲劇」並不是社會的「悲劇」,只是心理的「悲劇』而已。殺人、放火、強姦、迫害,都被說成為「原始意識」或「壓抑情欲」的爆發,「死亡本能」的體現。

  四十年代末,法國導演們在時裝家克裡斯蒂安·迪奧的啟示下依據弗洛伊德的理論創立所謂「新潮派」。接著,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又發展成為「新浪漫派」。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法國名導演弗蘭斯·德魯浮德、艾利克·羅末爾、珍勒克·哥達、克勞德·沙伯樂和雅克·李維德等人。

  目前,許多美國電影都更深入地接觸到社會與人性的衝突問題。如表現越南戰爭的電影《獵鹿者》和《榮歸》、反對核污染的《中國併發症》、接觸人權問題的《午夜快車》等,都被看成是戰爭後遺症與人性衝突的結果。但正是這些影片,也同樣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理論的投影的影響。《午夜快車》中的男主角終於抑制不住潛意識的爆發,瘋狂地親口咬下他所切齒痛恨的土耳其獄吏的喉嚨;同時,影片還表現了牢獄中犯人的同性戀等性變態的情景。

  這些影片經三千多名「美國影藝學院」會員的投票而獲得一九七九年奧斯卡金像獎。雖不能完全反映美國人的心理狀況,但也反映一部分人對戰爭創傷、現代科學所產生的消極作用及人權問題的關注。美國的電影導演們巧妙地用心理分析方法表現出一般美國人的心理動向,使影片具有深刻的社會性,發生了廣泛的感染力。

  由於精神分析學在醫學以外的廣闊領域的進展和滲透,弗洛伊德的確已成為了當代社會的富有影響的人物。他的精神分析學在文學藝術領域所引起的波動,在近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沒有停息過,一直在發展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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