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傳(80)_學達書庫

八〇

　　弗洛伊德的文章《陀思妥也夫斯基及弑父者》發表在由埃克斯坦因和費勒伯·米勒主編的一本評論《卡拉馬佐夫兄弟》的論文集上。弗洛伊德這篇文章從一九二六年春就開始執筆，這是弗洛伊德論文學心理學的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弗洛伊德讚賞陀思妥也夫斯基的這本小說的藝術性。弗洛伊德說：「作為一個富有創造性的作家，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地位並不比莎士比亞遜色多少……」弗洛伊德認為，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和索福克勒斯的《伊底帕斯王》、莎士比亞的《哈姆萊特》是文學史上三部表現「伊底帕斯潛意識情意綜」之最典型、最優秀的作品。

　　一九二九年，弗洛伊德又寫了一篇論文學藝術的著作《文明及其不滿》。這本書開始寫於七月，一個月後便寫出草稿，這篇著作的原來的題目是《文化中的不幸》。這裡所說的「不滿」，帶有「不安」、「煩悶」、「痛苦」和「苦惱」的意思，實際上是表示人類心理生活中的「苦惱」在文化上的表現。

　　在弗洛伊德致洛·沙洛姆的信中提到，他的《文明及其不滿》探討了文化、犯罪的意識、幸福和崇高的事物。「這一切激發了我，以致它同我在撰寫以往著作中的感受不同，始終都有一股創造性的衝動……在寫這部著作時，我已經重新發現絕大多數的平凡的真理。」

　　這本書從一開始就探討了最廣泛的問題——人類同宇宙的關係。在這裡，弗洛伊德探討了由羅曼·羅蘭不久前向他提出的問題。羅曼·羅蘭告訴弗洛伊德說，他體驗到一種能使自己與宇宙「同一」的神秘感情。弗洛伊德把羅曼·羅蘭的這一感情稱為「大海式的感情」。但弗洛伊德認為，在創作過程中出現的這種「大海式的」洶湧澎湃的感情絕不是最原始的感情，也不是心靈的基本要素。為了說明這個問題，弗洛伊德回溯到童年時期的最初心理活動——在那時還不能把自己同外在世界區分開來，因此，無所謂「大海式的感情」。

　　接著，弗洛伊德研究了生活的目的。弗洛伊德認為，人生的目的主要是由享樂主義原則所決定。人類追求著幸福，但弗洛伊德發現：「幸福乃是『暫時的』和『過渡的』。」所謂「幸福」，至多是指「比以前較好」這樣一種狀態。弗洛伊德認為，真正的幸福是不可能在現實生活中找到的。人們往往想在宗教和戀愛中尋找幸福，但「我想，利用宗教來給予人類幸福這一做法是註定要失敗的。」與宗教不同，「戀愛除了給人在心理上的積極作用外，還可因男女雙方間情感上的交流及相互關懷而打破人與人之間的孤獨和疏離感。因此，我始終認為戀愛是人類追求幸福的一種較合理的方法。」

　　但是，戀愛也只能解決暫時的幸福。弗洛伊德特別分析了個人欲望同社會環境間的矛盾和衝突。他認為，這一衝突在現代社會中是無法解決的。因為同幸福相比，不幸福的力量更大一些。這種不幸來自三個無可回避的來源：肉體的痛苦、外在世界的危險性和人與人之間相互干擾。這就觸及到了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的問題。

　　弗洛伊德對社會和當代文化的現狀極為不滿，這篇文章表明弗洛伊德已對現代社會失去信心。從弗洛伊德的社會地位和個人經歷而言，他在研究社會問題和人生問題時得出悲觀的結論並非偶然。我們不能過多責怪他的失望情緒，而要更多地看到他的特殊處境。從他的社會地位來看，他對社會不滿和對西方文化的墮落不滿，是一種進步的表現。我們只要回顧當時的社會危機——一九二七年經濟危機帶來的惡果及法西斯勢力的抬頭，便不會責備弗洛伊德的悲觀情緒。

　　當然，弗洛伊德的悲觀人生觀後來也成為了文藝界中一部分人玩弄頹廢文藝的一個口實或「根據」。重要的問題仍然是必須對這些問題進行具體的和歷史的分析。

　　為了獎勵弗洛伊德在文藝創作中的貢獻，一九三零年七月，德國歌德協會給弗洛伊德頒發了文學獎金。

　　一九三二年三月，德國作家托馬斯·曼（1875—1955）訪問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熱情地接待了這位享有盛譽的作家。弗洛伊德同他談得很投機，弗洛伊德說：「他說的一切都是非常明瞭的、可以理解的，這些談話使我瞭解到當時的社會背景。」

　　托馬斯·曼是另一位德國名作家亨利希·曼（1871一1950）的弟弟，他的成名作《布登勃洛克一家》發表於一九零一年。這個著作奠定了德國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派別的活動基礎。一九三二年托馬斯·曼訪問弗洛伊德時，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黨」法西斯勢力已經蠢蠢欲動。托馬斯·曼在一九三零年就完成了一部預言法西斯勢力必然滅亡的中篇小說《瑪利歐和魔術師》。這篇小說以作者的一次意大利旅行為素材，當時法西斯已在意大利掌握了政權。托馬斯·曼在意大利觀看了魔術師奇波拉的表演，這個魔術師會催眠，他的藝術就是虐待他的犧牲品。在他的鞭子的呼嘯聲中，很多觀眾在舞臺上跳舞，他們按照奇波拉的意志亂蹦亂跳。最後奇波拉把侍者瑪利歐喚來，他施展了魔術，瑪利歐就把他當做自己的愛人看待，還吻了他。等到瑪利歐一清醒過來，就開槍把奇波拉打死了。

　　托馬斯·曼在小說中描寫了法西斯分子欺騙人、迷惑人的魔術。他把法西斯分子比作魔術師，讓瑪利歐代表人民。人民暫時會被法西斯分子迷惑蒙蔽，可是一旦清醒過來，就會致法西斯死命。

　　弗洛伊德理解托馬斯·曼在小說中所表達的顯明的主題思想。所以，他們一見如故。其實，早在一九二九年，托馬斯·曼就已經在一篇題為《弗洛伊德在近代精神科學史上的地位》的文章中，高度地評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理論及其文學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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