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傳(77)_學達書庫

七七

　　※第十九章　對美術、電影及文學創作的影響

　　弗洛伊德始終對文學藝術抱著濃厚的興趣。他早年廢寢忘食地饗讀古今文學名著，提高了他的文學藝術修養。而且，由於他一直保持同文學藝術界的聯繫，關心文學藝術，努力進行創作實踐，使他對文學藝術的理論問題、美學問題、文學藝術史的問題以及寫作方法問題，都有很深的認識和造詣。

　　弗洛伊德本人的寫作能力很強，文風優雅、樸實。他所遵循的基本原則就是既要表現浪漫和想像的色彩，又要通俗、簡樸，能為大多數人所接受和理解。這種基本觀點與弗洛伊德研究精神分析學的態度是一致的。在他看來，一切精神科學以及與此有密切關係的人文科學，都必須反映人類心理活動的基本規律。只有這樣，寫出的作品才能引起人們的共鳴。

　　在《自傳》中，弗洛伊德說：「自從《夢的解析》一書問世以後，精神分析再也不是純粹屬醫學的東西了。當精神分析出現於德國和法國的時候，它已經被應用到文學和美學上，以及宗教史、史前史、神話、民俗學、乃至教育學領域……關於這些醫學之外的應用，主要的還是以我的著作為起點。我不時會寫一點這方面的東西，以滿足我對醫學之外諸問題的興趣。其後，別人（不只是醫生，而且其他各學科的專家也如此）才沿著我的路線前進，並且很深入地進到不同的論題上去。」接著，弗洛伊德又說：「經由一個不可抗拒的發展過程，『精神分析』一詞已經演變成一個具有兩種意義的概念。它的原意本是一種特殊的精神治療法，而今則成為一門專論潛意識心理過程的科學；這門科學本身很少能獨立地負起處理某一問題的全責，但它似乎註定要對許多知識領域，提供最有價值的援助。如今，精神分析學應用範圍之廣，一如心理學，已經成為這個最偉大的時代中不可缺少的一門補助科學。」

　　弗洛伊德對於文學藝術及其他社會文化和社會科學的研究，起於十九世紀末發表的《夢的解析》。接著，他先後在其重要作品中——《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1904年）、《性學三論》（1905年）、《機智與潛意識的關係》（1905年）、《文明化的性道德與現代精神病》（1908年）、《詩人與空想》（1908年）、《達芬奇的幼兒期回憶》和《圖騰與禁忌》（1912年）不停地研究同一類的問題。這一切是弗洛伊德在二十年代下半期更深入地研究文化問題的出發點和穩固前提。

　　弗洛伊德從二十年代起，開始更多地同羅曼·羅蘭、托馬斯·曼、茨威格、李爾克、威爾斯、薩爾瓦多·達利等藝術家來往。他同他們的直接接觸給他一個良好的機會，得以直接地探討他們所共同關心的文學藝術問題。

　　在當時的作家當中，最早訪問弗洛伊德的是本世紀初最著名的象徵主義詩人李爾克（1875—1926）。李爾克在一九一五年被召入伍而路過維也納時，曾拜訪過弗洛伊德，並在弗洛伊德家度過最愉快的時刻。李爾克的象徵主義文學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理論是有密切的關係的。

　　象徵主義認為「真正的藝術」不是直接反映現實生活，而是以夢幻的浪漫形式表現作者的內心世界。他們認為，作家的王國是深沉的夢境。他們歌頌黑夜、回避光明的白天生活，反對理性，強調內心深層的任意變化。他們認為，詩人首先只能想到自己，而不是想到別人；應該寫個人的細膩的病態感情，而不應直接地關心社會生活，因為只有自己才最瞭解自己的心理活動。有人評論說，在象徵主義的那些美麗的詞句的背後隱藏著深奧的思想，但它又象安徒生童話中的「皇帝的新衣」一樣，實際上是虛幻的騙局。這樣一來，象徵主義便把創作的浪漫主義完全地歪曲成為主觀杜撰的寫作方法。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為文學家和藝術家們開啟心靈的大門提供了鑰匙，但不問的世界觀的作家可以沿著這條道路而達到不同的終點。而象徵主義的文學流派受尼采的悲觀哲學的影響很大。尼采認為「藝術就是藝術」、「藝術高於一切」，這就使那些在尼采哲學影響下的頹廢作家心安理得地走他們脫離現實的道路。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德國和奧地利的象徵主義就是這樣一些悲觀厭世的人在文學創作上的表現。實際上，他們只是片面地應用了精神分析學的成果。

　　二十年代後期，德國作家阿爾諾德·茨威格寫信給弗洛伊德說：「我認為，你必須為公眾樹立起你的形象，因為你已經通過你的生活給這一整個時代留下你的印記。」

　　法國著名作家羅曼·羅蘭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寫信給弗洛伊德說，他非常感謝弗洛伊德對他的讚賞。羅曼·羅蘭還表示說，他已經有二十年的時間一直在閱讀弗洛伊德的著作。

　　一九二四年五月十四日，羅曼·羅蘭在德國作家史迪凡·茨威格（1881—1942）的陪同下拜訪了弗洛伊德。他們在一起度過了一個愉快的夜晚，三個人各抒已見，探討著文藝創作和人類心理活動的關係。

　　眾所周知，羅曼·羅蘭（1866—1944）是法國著名的作家、音樂學家、社會活動家。二十世紀初他曾陸續發表《米開朗琪羅傳》、《托爾斯泰傳》、《貝多芬傳》等。一九零四年至一九一二年寫《約翰·克利斯朵夫》時，正是他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的影響的時候。一九二四年訪問弗洛伊德時，他正在創作新的長篇小說《欣悅的心靈》。

　　在當時羅曼·羅蘭能同茨威格一起訪問弗洛伊德，並不偶然。茨威格是奧地利著名作家，本來是屬印象主義派別的。這位印象主義者和奧地利象徵主義詩人李爾克一樣，都曾經從悲觀厭世的心情出發，片面地理解弗洛伊德的潛意識理論。後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茨威格在瑞士結識了羅曼·羅蘭，終於在羅曼·羅蘭的影響下參加了法國作家巴比塞（1873一1935）發起的「光明社」。巴比塞曾寫長篇小說《光明》描寫一個法國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思想轉變過程。巴比塞、羅曼·羅蘭、史迪凡·茨威格、阿爾諾德·茨威格、弗洛伊德等人，都是代表了一群經受過第一次世界大戰考驗、並在考驗中發生思想轉變的文學家和科學家。弗洛伊德在戰爭爆發初期曾對德國政府的戰爭政策缺乏深刻的認識。在戰爭過程中，戰爭給人民和科學文化事業帶來的破壞，使弗洛伊德開始厭恨這個「可惡的時代」。羅曼·羅蘭、茨威格等人都是經歷了同樣的思想轉變過程的。所以，他們在一起，不僅對文學創作問題，而且對一般的人生觀問題，都有許多共同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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