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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六


  現在我們再根據一九二七年發表的《拜物教》、《幻想的未來》和一九三零年發表的《文明及其不滿》三本書的基本觀點,補充說明弗洛伊德的宗教觀。

  在這一時期,弗洛伊德對宗教的研究方向,主要是集中地解決它的歷史起源問題。弗洛伊德在《自傳》中說,一九一二年,他就已經嘗試在《圖騰與禁忌》中,「應用最新發現的精神分析所見,去探討宗教和道德的起源。其後,在我的兩篇論文——《幻想的未來》和《文明及其不滿》中,我把這個工作更向前推進了一步。我更清楚地發現,人類歷史上的各個事件,人類的本性的各種表現活動,文明的發展,以及人類原始經驗的沉積(最明顯的例子是宗教)等等,都不過是自我、原我、超我這三者之間衝突鬥爭的反映而已。換句話說,只不過是將精神分析對於個人的研究搬上一個更大的舞臺去演出而已。在《幻想的未來》中,我表白了對宗教價值的根本否定。後來我又發現宗教不過是歷史發展的一個產物罷了。」

  弗洛伊德認為,在他以前,關於圖騰崇拜這樣一種原始宗教的起源的研究,可以歸納成四類:(一)唯名論的;(二)社會學的;(三)心理學的;(四)歷史的。

  弗洛伊德認為,上述四種觀點都沒有揭示宗教的真正本源。當然,上述四種觀點中的最後一種——歷史的觀點,尚有合理的內容,可供我們深入研究宗教起源的借鑒。弗洛伊德認為,達爾文是用歷史觀點研究宗教的一個代表人物。達爾文從觀察高等猿猴的生活習性中推論出人類和這些猿猴一樣在早期曾以小群體方式集居生活。在群居中,由於嫉妒的心理使年齡較大和較強壯的男性擔負起預防雜交的責任。

  達爾文在猿猴的習性中看出的跡象,弗洛伊德在研究幼年兒童的心理活動時看得更清楚了。

  男性兒童初期產生的恐懼心理起源于他們對父親的恐懼。弗洛伊德說:「要是圖騰動物即代表父親的話,那麼,圖騰觀的兩個基本因素——禁止屠殺圖騰和禁止與相同圖騰的婦女通婚——就正好與伊底帕斯的兩個罪惡(殺害父親並與母親結婚)隱隱相映。」由此,弗洛伊德認為,圖騰制度乃是伊底帕斯潛意識情意綜在人類早期歷史中的表現。

  在這個問題上,弗洛伊德大量地引用人類學家、《聖經》批判家威廉·羅伯遜·史密斯的研究成果。

  威廉·羅伯遜·史密斯(1846—1894)是蘇格蘭神學家、東方學家。他在一八八九年出版的《閃族的宗教》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論點:「圖騰餐」的特殊儀式是圖騰崇拜的主要部分。

  弗洛伊德說:「現在,要是我們用精神分析的方法以圖騰餐和達爾文對原始社會形態的陳述來對圖騰作一深入的探討,那麼,我們就會逐漸深入地瞭解圖騰的本質。」

  在分析研究的過程中,弗洛伊德得出結論說:「在食人肉的野蠻民族裡,除了殺害父親外,還吃他的肉。在此種情況下,那位殘暴的父親無疑成為兒子們畏懼和羡慕的對象。因此借著分食他的肉來加強他們對父親的認同感。同時,每個人都經由此而分得了他的一部分能力。由此看來,圖騰餐也許可說是人類最早的慶典儀式,它正是實行和慶祝值得紀念的和殘酷的事件的行為,它是往後所謂的『社會結構』、『道德禁制』和『宗教』等諸多現象的開端。」

  在弗洛伊德看來,圖騰體系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兒子們與父親間所達成的默契行為。因為,就圖騰來說,它提供了一位父親所能提供給兒子們的一切幻想——保護、照顧和恩惠,而人們(指兒子們)則保證尊重其生命,即保證不再用殺害父親的手段對待它。同時,圖騰觀又包含了一種自我審判的意味:「要是父親象它一樣對待我們,那麼,我們絕不會殺害他。」也正因為如此,圖騰觀的出現使整個事情和過程罩上了和諧和圓滿的氣氛,也使人們逐漸忘卻其起源。

  所以,弗洛伊德說:「於是,宗教思想開始萌芽。圖騰宗教是導源于兒子們的罪惡感,他們為了減輕此種心理而以服從它的方式來請求父親的寬恕。所有以後的宗教大概也都在致力於解決這個難題。這些宗教所以產生差異,只是由於文明程度及人們對它所採取的手段不同而已。不過,從根本上說,它們都具有相似的本質,而人們也無時不在對它作掙扎。」

  在人類社會的漫長的進化過程中,兄弟間的情感對社會結構所產生的影響越來越大、越來越深。人們還把血親間的關係神聖化;同時強調了族內人民的團結。為了保障個人的生命安全,所有的兄弟都聲明不再用對付父親的方式來對付他人。換句話說,人們開始防止任何類似父親命運的再現。至此,帶有宗教色彩的禁止屠殺圖騰的禁忌已逐漸附上了帶有社會色彩的禁止兄弟相互殘殺的禁制。原有的家長統治形態也開始首次為以血親為基礎的兄弟部落所取代了。最後,弗洛伊德得出結論說:「因此,我們可以說,社會的存在是建築於大家對某些共同罪惡的認同;宗教則是由罪惡感及附於其上的懊悔心理所產生;至於道德,則一部分是基於社會的需要,一部分則是由罪惡感而促成的贖罪心理所造成。」

  在社會的進一步發展中,神的觀念代替了圖騰的觀念;神也不過是父親形象的一種誇大形式而已。

  總而言之,對父親的仰慕可說是構成各種宗教信仰的一個核心。自然,在以後的漫長演變過程中,人們對父親或人們與動物間基本關係的改變均可影響到人對神的看法。所以,父親角色與圖騰及神之間的關聯性是精神分析學應用于宗教研究時的一個極為重要的觀念。

  弗洛伊德明確地表示了宗教觀念的產生和演變是同原始社會從母系社會過渡到父系社會以及隨之而來的家庭、私有制、國家的產生有密切關連的。

  弗洛伊德說:「我無法具體地說明在發展過程中母神出現的情形(因為弗萊徹爾和羅伯遜·史密斯所提供的原始資料只限於父系社會的情況),因為她們的出現可能是在父神之前。不過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對父親態度的演變,其影響並不僅局限於宗教領域內,它同時也使社會結構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由於父神觀念的產生,一個沒有父親的社會形式逐漸演變成一個以家長統治為基礎的社會結構。」接著,弗洛伊德還說:「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動物逐漸失去其神聖性,而祭物也慢慢地與圖騰動物脫離原有之關連;它最後終於變成一種純粹用於取悅和祈求神的東西,而神也被誇大成為遠遠超越出人類並只能經由僧侶等中間媒介才能溝通的彼岸力量。就在這同時,國王的觀念開始在社會制度上出現,家長統治的結構也逐漸轉變成接近國家的形式了。」

  關於弗洛伊德的宗教理論,我們只介紹到這裡為止。現在,我們介紹弗洛伊德在二十年代下半期進行理論建設的另一個重點課題——文學藝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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