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蘭克林傳(53)_學達書庫

五三

　　富蘭克林獨自一人靜靜地回到家中，已經是星期六下午很晚了。

　　第二天，富蘭克林接到一封信，通知他已被解除了北美郵政總代理的職務。看來，當局在聽讀會之前就已經準備好這樣做了。

　　2月7日，樞密院批准了委員會的報告，這就意味著英王否定了請願書。

　　莫杜特把「全套赫金森信劄」公開發表了，加上了關於政府處理此事經過的敘述以及韋德伯恩講話中和這些信件有關的部分。15日，富蘭克林寫信告訴庫辛，「他講話的這一部分被認為恰到好處因而被印了出來，目的是貶損我的名譽，特別是破壞在大洋彼岸你們那裡對我的敬意。但那詆毀中更為粗鄙的部分被略去了，我想，那些惡言顯然即使在他們自己的眼中，把它們在紙上印出來也太不堪入目了。因此，印出來的講話比起它本身來，要體面得多」。

　　在聽讀會後，富蘭克林聽從朋友們的勸說，決定作一回擊，寫了「關於赫金森信件的短文」，文中說，他在政治生涯中所扮演的角色屢屢受到人們的審查，「對這些審查，我一般都報以沉默。我覺得，如果它們是正當的，我當改正而不是抗辯；如果它們是不正當的，那麼短短的時間過去，我的清白必將得到證實。對那些灑潑到我人格上來的污穢之物，我任它們留著，我並不努力要除去它們，那反而會弄得滿身都是，而是指望著那些東西幹了以後便會自行脫落，正如俗語所說的那樣」。但這篇反擊的文章未能發表，一直到富蘭克林的身後，它也未能面世。

　　一位荷蘭友人讓·英根豪茲寫信來告訴富蘭克林說，他在得知消息後十分難過。富蘭克林回信剖白道：「我的好朋友，請相信，我沒有做什麼不正當的事，我之所為與人之榮譽和對我王及我國的職責是完全相符的。這一點必將大白於天下，正如它們現在就已為此間瞭解我的人所知的那樣。我發現在此時此刻，我並沒有失去一位朋友。……我的確失去了一點他們的力量所能控制的一點東西，但沒有那些我完全能行」。

　　的確，韋德伯恩代表英國當局對富蘭克林的攻訐和辱駡並沒有使富蘭克林失去朋友的信任。在聽讀會上，富蘭克林在旁聽席上的朋友們已經對它憤憤不平，柏克認為韋德伯恩的攻擊簡直是「不著邊際」，舍爾伯恩稱之為「粗野下流的駡街」，普利斯特裡則氣憤之極，後來在接待室裡當韋德伯恩走過去想和他搭訕時，他立即轉身走開了。希普利在這一年裡所寫的《早已想說的話》中批評政府對麻薩諸塞的政策，讚揚「北美是世界上僅存的自由的獨一無二的偉大捍衛者」。

　　在美洲，由於富蘭克林的副手和預定的繼任者阿瑟·李急於佔據這一職位，對於富蘭克林年復一年地留任頗為不滿，甚至寫信告訴波士頓方面說富蘭克林頗受英國大臣（甚至包括希爾斯伯羅在內）的影響，得到麻薩諸塞激進派的應和——他們早已認為富蘭克林的立場和鬥爭方法太過溫和。但關於1月29日聽讀會的消息傳到麻薩諸塞，所有這些猜疑即刻不攻自破，富蘭克林重又成了美洲殖民地人民的英雄。敵對者的謾駡攻訐恰恰增加了自己人的信任。

　　被解職後的富蘭克林寫信告訴麻薩諸塞人說，他可能對他們已無實際用處，但他願意在阿瑟·李逗留法國、意大利期間仍留在倫敦，以私人身份照料州議會在倫敦的事務。

　　§最後的忍辱負重

　　1774年，英國當局在絕不準備讓步的前提下，面對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怒潮，頒佈了五項高壓政策的法令，以報復傾茶行動，加強鎮壓。這5項法令是：封閉波士頓海港法令，即在波士頓人民償付被毀茶葉的價款前，斷絕波士頓的對外通商；取消麻薩諸塞自治的條例，即取消麻薩諸塞地方憲法，改組其政治機構，州參議院議員、一切官吏的任免均由英王或州長任命；新駐營條例，擴大了1765年駐營條例規定的英國駐軍的居住權限，規定英軍可在一切旅館、酒店及其他公共建築物自由駐紮；司法權條例，規定英國官吏如犯罪，須送到英國或英屬加拿大東部的諾法斯科西亞審判；魁北克條例，將俄亥俄河以北、賓夕法尼亞以西原為殖民地邊疆的廣大地區劃歸英王直轄殖民地魁北克。

　　這5項法令將北美殖民地人民的不滿和憤怒激到了最高點，那裡的人民稱之為「不可容忍的法令」。抗議運動如同烈火燃遍了北美殖民地。各殖民地人民紛紛支援在英軍圍困下瀕於絕境的波士頓人民；6月，塞繆爾·亞當斯起草公約，號召美洲人民抵制英貨，各地紛紛響應；1772—1774年，從麻薩諸塞起的北美各殖民地先後建立起已經演變為反英鬥爭的革命組織的通訊委員會；1774年9月5日，各殖民地議會派出代表在費城召開第一屆大陸會議，共商反英鬥爭的大計。會上，北美殖民地獨立的主張提出來了。

　　遠在英國的富蘭克林，始終心系自己的祖國——北美殖民地，但他的思想和立場還沒有轉到用革命來最後解決英國對殖民地的鎮壓、剝削上來。此時的他已對英國內閣甚至英王不抱什麼希望，但囿於維持統一的英帝國的宿願，他仍擔心英國的瘋狂鎮壓措施會激起殖民地的民變；他一面認為從英國國會不可能得到什麼，一面仍在指望美洲殖民地人民的鬥爭會引起英國內閣更迭，使開明的英國政治家上臺執掌政柄；他一面告訴妹妹簡，他再也不願見到英國官吏，但在內心深處，勸說或推動當政者改變政策的念頭並沒有完全泯滅。

　　而英國統治階級中一些不同意採取走極端的統治方式的人士對於內閣目前的殖民地政策也感到憂慮不安，他們也在尋找某種渠道來和殖民地人民溝通，以妥協讓步的辦法解決危機。率先走出這一步的是病休三年後複出的威廉·皮特——卡薩姆勳爵。

　　1774年8月，富蘭克林在布萊舍爾姆斯通鄉下度夏回倫敦的途中，經過肯特郡時，順訪朋友約翰·薩金特。薩金特告訴富蘭克林，住在附近的斯坦侯普勳爵期待他們兩人去做客。待到了斯坦侯普的宅邸，他們又被告知，卡薩姆勳爵想見富蘭克林。

　　第二天，卡薩姆到斯坦侯普家將富蘭克林接到黑斯——卡薩姆勳爵府。富蘭克林在這裡受到禮遇，卡薩姆表達了對他的敬意和對美洲殖民地人民的敬意，仔細詢問了殖民地的近況，談到當局對麻薩諸塞採取的措施，言辭間頗有不以為然之意。他表示，殖民地的法定權利應該受到尊重。

　　富蘭克林抓住機會表達了自己的心願：希望英國的有識之士發揮作用，糾正目前內閣的錯誤作法，以恢復英國和殖民地之間的和平與團結。

　　卡薩姆贊許富蘭克林的如此願望，但認為共同反對內閣難以做到。因為英國的不少人認為北美殖民地企圖獨立或至少擺脫航海法的約束。富蘭克林則否認了殖民地有獨立的意圖，但指出目前英國政府的殖民地政策不是從整個帝國的利益出發，而是為了維護一部分人的利益不惜損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卡薩姆同意對殖民地的一些限制性措施應該加以修改。

　　不論卡薩姆是從統治手法和統治後果的選擇來考慮，而富蘭克林則是出自真誠的政治理想，兩個人在一點上是相同的，即設法恢復英國和北美殖民地和諧統一的關係。這一點就成為他們後來合作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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