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爾泰(30)_學達書庫

三〇

　　1762年3月11日，善良的老卡拉在土魯斯廣場被車裂處死。在臨刑前，卡拉對他身旁的神父說：「我無辜而死，耶穌基督簡直是無辜的代名詞，他自願受比我更殘酷的極刑。我對我的生命毫無遺憾，因為我希望這場結局會引我去享受永恆的幸福。我哀憐我的妻與子，但對於那個我為了禮貌而留他晚餐的客人，我尤其覺得遺憾。在場的舊教教士們都相信他是無罪的，說他雖然是新教徒，但他的死與殉道者的受難完全一樣。

　　伏爾泰剛剛聽到這個故事時，以為卡拉真的殺死了自己的兒子，不由地痛恨這個胡格諾教徒，認為他比亞伯拉罕還要壞，因為亞伯拉罕是奉神之命準備殺死自己的兒子，而卡拉是主動這麼做的。他認為這是一個宗教狂熱的典型事例，留心著這件事的發展。可是隨著他得知的消息越來越多，他也越發地對整件事情發生疑問。無論是卡拉殺死自己的兒子，還是法院對卡拉的判決有誤，最終得出的結論，這都是宗教狂熱的可怕後果。於是，伏爾泰決定弄清事實真相，為無辜的人伸張正義。他在給達蘭貝爾的信中說：「為了熱愛上帝，請您盡可能做出準確的判斷，究竟是狂熱引導一個父親吊死了自己的兒子，還是狂熱使八個法官把一個無辜處於車刑。」

　　伏爾泰經過多方調查，瞭解到讓·卡拉是無辜的。

　　馬克·安東尼改信天主教的說法純屬無稽之談，那不過是天主教的狂熱分子捏造的莫須有的罪行。60多歲的老人根本無法吊死年輕力壯的兒子，並且父親決沒有干涉子女的信仰問題。馬克·安東尼自殺的真正原因是選擇職業上的煩惱。讓·卡拉是無辜的，這樣的悲劇之所以發生，是宗教和法律制度的缺陷造成的，一方面是法官的宗教狂熱，一方面是秘密審判，這兩個方面的錯誤導致了卡拉無辜的死亡。

　　伏爾泰一旦瞭解了真相，就意識到，自己沒有權力沉默，他必須站出來為無辜伸冤。因此他一面救助讓·卡拉的遺屬，一面利用自己的地位、關係、金錢以及自己手中的筆，與他憤恨的宗教狂熱進行鬥爭。

　　卡拉的兩個兒子逃到了瑞士，女兒被送進了修道院，只有卡拉夫人一人「孤零零地留在廣袤的世界上，沒有麵包，沒有希望，悲慘的結局使她極度憂鬱」。有人勸她去巴黎向國王申訴，而這個可憐的女人的父母當初正是因為宗教信仰而從巴黎逃走，在她的想像中，巴黎比土魯斯人還要可怕。但是為丈夫報仇的責任使她克服了恐懼。她去往巴黎，一路上饑寒交迫，到達巴黎時，她幾乎要死了。幸運的是，她在那裡得到了伏爾泰朋友的同情和幫助。

　　伏爾泰開始發起為卡拉昭雪的活動。他給許多地位較高的朋友寫信，表明自己的態度和希望，以獲得他們對他的支持。他組織了一個辯護委員會，其中包括巴黎高等法院最著名的律師。卡拉夫人還得到法國各界人士和歐洲許多國家有識之士的同情和支持。這正是伏爾泰所希望的：「在法庭判決之前很久，公共輿論已經對這個案件做出判決。」

　　在其後的4年中，伏爾泰放下手中的其他工作，將為卡拉一家伸冤當作他的一件大事。他說動了旭阿素公爵、普魯士國王弗裡德裡希和凱塞琳女皇為之聲援。1763年2月3日，伏爾泰親自寫了上訴書，作出「我敢肯定這一家人無辜」的結論，並堅決要求當地議會和法國最高法院重新審訊。為了這件工作，伏爾泰花費了很多的心機。他認為，為卡拉進行的辯護不應搞成對土魯斯法官的控訴，不要指責土魯斯的法官，只能說他們是執行法律，卡拉被判有罪，而證據卻不充分確鑿。

　　雖然法官有很大責任，但這樣做就可以避免直接與法官對抗，比較易於與巴黎高等法院結成統一戰線。但事實上，雖然伏爾泰想的很周到，卻是不可能做到的。因為卡拉案推翻就等於是公開指責土魯斯法院的法官。因此，伏爾泰的這項工作很難進行，有些狂熱教徒甚至主張，與其讓八位法官承認錯誤，修改判決，不如寧可車裂一個無辜的加爾文教徒。另外更有甚者，有人提出，因為法官人數多於卡拉一家的人數，因而卡拉一家應當為保全法官的榮譽而犧牲。對此，伏爾泰憤怒地指出：「他們有沒有想過，法官的榮譽和別人一樣，在於補救自己的過失。」

　　伏爾泰下定決心，至死不放棄為卡拉伸冤的事業。

　　在伏爾泰和其他一些思想家們的努力下，巴黎高等法院終於複審了卡拉案件。1763年3月7日，凡爾塞宮舉行國務會議，全體大臣出席了會議，一個法官以公正的態度作了卡拉案件的報告，會議最後作出決議；對土魯斯法院提出抗訴，責令它呈送審判過程的全部文件，並且要說明判處讓·卡拉的理由。國王表示贊同這一決議。

　　在為卡拉一家申冤報仇而四處活動的同時，伏爾泰也在進行《論寬容》的寫作。在這部著作中，他概括了對卡拉事件的看法，闡述了他的寬容思想。伏爾泰不僅批評天主教的狂熱分子，而且批判宗教狂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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