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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盧梭認為,「自然狀態」下原始的,未開化的人,是善良的、高尚的、純粹的。在自然狀態之下,沒有工業、農業,沒有法律,沒有私有財產和私有觀念,沒有戰爭、奴役與統治,天賦人權給人們的廣泛的平等和自由,人在自然面前具有自由主動者的資格。這種自然狀態下的人,在與自然進行鬥爭,保護自己的過程中,不斷完善自己,在鬥爭中增長了才智,發明了工具,引起了社會革命,私有制隨之產生,「自然狀態」結束,而「社會狀態」取而代之。於是,人類天賦的自由、平等與和平都消失了,人與人之間產生了妒嫉、謀害、欺詐等惡劣行為,為使個人欲望得到滿足,產生了無數的社會邪惡。因此,盧梭主張「生活簡單化,回到自然去。」

  這種觀點與伏爾泰的觀點是完全相背的。伏爾泰認為,盧梭所描述的「自然狀態」,其意在於尋求人的純粹的自然本性,並藉以論證當時法國的封建專制統治並不是永恆的自然規律,而是違背人的自然本性的。他的「回到自然去」也並不是真正的要恢復到原始的自然狀態,而只是要借此激起人們對現實專制制度的憎恨,喚起人們對自由和平等的嚮往,以便動員人們為建立一個符合自由和平等原則的社會而鬥爭。

  這不僅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而且從理論上也非常成功地運用了否定之否定的矛盾辯證法。伏爾泰對盧梭的觀點進行了深刻的精闢的分析,但同時又尖銳地指出,盧梭把「自然狀態」和「社會狀態」完全絕對地對立起來,美化前者而譴責後者,把「自然狀態」美化為體現完善人性的人類黃金時代,這是反歷史主義的,是歷史的倒退。盧梭把產生社會惡習的一切罪惡都強加於科學、藝術和文明的頭上,說什麼科學和藝術日益進步,可是人變的愈來愈壞了;辯別善惡的樹長大了,可生命之樹卻枯萎了;人的自我完善化能力正是人類一切不幸的源泉,這都是十分錯誤的。伏爾泰對這些錯誤論點進行了無情的批駁。他認為文明是應當提倡的,他歌頌理性,推崇文明,強調科學技術、文化藝術和社會生產的發展有利於社會歷史的進步。

  他還把盧梭和教會神父相提並論,一概斥之為「可憐蟲」。這下子可引起了日內瓦當局的嚴重不滿。再加上他在文章中稱讚新教的牧師既不相信《聖經》,又不相信地獄,只是與他一樣的自然神論者,這樣的稱讚可是牧師們誰都不願接受的。他又說宗教改革家加爾文的心是「殘酷的」,更加令人不快。雖則他寫信給印刷所,爭辯他原稿上寫的是「嚴峻的」,被誤印為「殘酷的」,這種申辯方式是他慣用的伎倆。但事情最終演變的結果,是日內瓦當局的蠻橫干涉。這下子,快樂園可不再是樂園了。他說:「我極愛自由的人民,但我更愛我個人的自由。」

  既然法國和瑞士都不能使他得到安寧,伏爾泰便覺得,最好站在兩國中間,一隻腳伸在瑞士,一隻腳伸在法國,或者乾脆就有四隻腳。在瑞士內瓦湖畔有兩座宅邸,在兩國邊界上再有兩座,那麼一旦哪邊有什麼風險,就可以立即逃跑,等待風聲平息。剛好這時在靠近日內瓦的法國邊境有兩塊田地出售,一處是多奈伯爵的封地,連著一切貴族的特權出讓,還有一處是法爾奈莊園。伏爾泰這時早攢下大筆的財產,他把兩處產業同時買下了。這樣,他的三窟就佈置起來了。「我左腳踏在於拉峰上,右腳踏在阿爾卑斯山巔,陣地的前面是日內瓦湖。一座美麗的宮殿在法國邊境,一座隱居的精舍在日內瓦,一個舒適的住宅在洛桑,從這一窟到那一窟,我終於倖免君王及其軍隊的搜索了吧!」這位老人在安排好這一切後,終於滿足地感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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