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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


  8.寬容的實驗室

  伏爾泰成為費爾內的主人之前,這裡十分落後,是典型的農村經濟。當地官吏嚴格控制著農產品的價格和稅收,對農民進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很多人不得不掙扎在死亡線上,一些無辜的居民還要莫名其妙地遭受牢獄之苦。伏爾泰對這些居民的悲慘處境深為同情和憂慮。他積極從事慈善事業,設法減輕這些衣不蔽體,僅以黑麵包糊口的人的痛苦。他出資排幹沼澤地的積水,幫助農民開墾處女地,增加收入。他還無息貸款給當地窮人,使他們渡過生活難關。為使當地窮人的孩子能上學念書,接受良好的教育,他還設法建起了幾所比較像樣的學校。

  伏爾泰還有一項雄心勃勃的計劃,他準備在法瑞邊境建立一座新興城市,這一想法與法國大臣舒瓦瑟爾的打算不謀而合。由於在費爾內最初建立的工業工場是繅絲廠,伏爾泰便把這個設想中的城市命名為沃爾舒瓦,意為「蠶繭」。為了體現寬容精神,沃爾舒瓦將是第一個允許新教徒合法結婚的法國城市。伏爾泰為這個未來的城市劃出了很大一塊地皮,並投資建立了繅絲和製錶工場,從日內瓦請來了技術熟練的工人,大批農民也被伏爾泰動員參加工業生產。伏爾泰先借錢給這些不名一文的工人,幫助他們發展生產。不久,這些製表和紡織工廠便有了一定的技術和規模,產品質量大大提高,他們生產的鐘錶被不斷地運往加第斯外銷,長筒絲襪甚至還打進了巴黎市場。

  1769年秋,伏爾泰給舒瓦瑟爾夫人寄去了一雙精緻的長筒絲襪樣品,得到這位大臣夫人的高度評價。為了這項全新的事業,伏爾泰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看戲演戲的嗜好,騰出他的劇院移作鐘錶車間和蠶繭養殖場。並把大量時間和精力投入到了工廠的經營和管理之中。由於伏爾泰的巨大努力,費爾內成了遠近聞名的工業村。工業的發展不僅使當地居民和伏爾泰本人獲得了不少好處;也使在這塊土地上擔驚受怕的胡格諾教徒逐漸安下心來,專心致志地做自己的工作;一些逃亡國外的胡格諾教徒聞訊後,也紛紛返回家園,投奔費爾內工業村。伏爾泰到費爾內後,先後有50多個胡格諾教徒家庭返回了祖國。伏爾泰在給一位紅衣主教的信中開玩笑地說,他幾乎使他的工人改變了信仰,他們不再參加新教的儀式,也不去望彌撒。

  1764年,路易十五寵愛的情人蓬巴杜夫人去世後,支持伏爾泰的舒瓦瑟爾也逐漸失寵。1770年他下臺後,新政府不再支持把沃爾舒瓦建成新興工業城市的設想。伏爾泰的雄偉計劃也被迫擱淺。但是,他繼續發展他的工業,把自己致力建成的工業村看作是寬容的實驗室,是啟蒙精神的體現。到70年代中期,費爾內這一法國邊陲的荒涼之地——曾經是40多個不滿日內瓦當局的新教家庭的庇護所,已發展成為擁有1200多居民的富裕村莊,並且這些昔日窮困潦倒的居民絕大部分都已變成有一技之長、能自食其力的熟練工人。工業村還增設了花邊工場和機械製造車間,伏爾泰還向工人提供住房資金,資助修建了公共劇場。費爾內居民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有了較大改善。許多朋友都高度讚揚這一項直接造福於民的事業,有人稱伏爾泰是「歐洲的孔夫子」。弗裡德裡希也真誠地讚揚道,「照耀世界的光明來自與瑞士相鄰的一座名叫費爾內的村莊」。

  伏爾泰在費爾內雖然大力發展工業,創辦了興旺的繅絲、製錶業,但是他認為農業是國家的根本,當當地居民都紛紛改行而準備當鐘錶匠時,他又進行耐心的勸阻,認為「我們更需要的是犁而不是鐘錶」。他反對封建土地所有制,主張把教會的土地分給私人佔有,稱財產和自由是自然的呼聲。重農主義的代表人物杜爾哥任財政總監之後,實行經濟改革,積極推行重農主義的主張。這得到了晚年具有重農主義傾向的伏爾泰的支持,他經常給重農學派的期刊《國民曆書》寫文章,贊同農業是社會的基礎,熱情稱讚杜爾哥的改革為鄉村經濟發展帶來了活力,支持重農主義綱領。他強烈要求取消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並利用與杜爾哥的友好關係,積極爭取農業大臣的支持,終於與法國當局達成了一項減輕農民負擔的協議:費爾內所在的日克司地區每年只需向法國政府總交一次數目不高的賦稅。受盡各種稅收盤剝的當地人民終於獲得了解放。

  1775年,日克司地區舉行三級會議通過與法國當局訂立的協議,伏爾泰被請去主持慶祝儀式。他在典禮上發表了激情洋溢的講話,他把法國農民的境況比作美洲法屬殖民地上的黑奴,憤怒譴責罪惡的奴隸制度,熱烈讚美自由、平等。他在市政廳窗口向歡呼的群眾行禮,並高喊「自由萬歲!」激動的人民也禁不住高呼「君主萬歲!伏爾泰萬歲!」伏爾泰受到最高規格的禮遇,費爾內12名龍騎兵,站在會議室前向他舉劍致敬。當他乘車回家途經四五個村鎮的時候,感激的群眾也紛紛列隊向他歡呼,向他致敬,並把月桂雨點般地抛灑到他的車上,他的整個身體都被榮譽的月桂簇擁著。費爾內的居民更是載歌載舞,歡迎他們慈祥善良的主人凱旋。這時伏爾泰非常快樂、非常自豪,全不覺得自己已是80多歲的老人了。

  伏爾泰在費爾內生活期間,在致力於工業村的建設、進行寬容實驗、逐步推行自由、平等主張的同時,又完成了一些悲劇的創作。1766年,他開始創作悲劇《斯基泰人》,它講的是文明社會中的波斯父女二人到處於原始社會的斯基泰人部落避難的故事。該劇1767年出版並在法蘭西喜劇院上演。1769年,他完成了另一部悲劇《妖教徒》,這一劇本以寬容為主題,猛烈抨擊教士的罪惡,極力為受宗教迫害的人伸張正義,堅決維護他們做人的權利。他的哲理小說的創作也取得重大收穫。1767年,他完成了著名的中篇哲理小說《天真漢》,1768年,又完成了《巴比倫公主》和《有四十金幣的人》。

  《天真漢》講述的是一位在加拿大未開化部落中長大、有法國血統的青年人天真漢來到法國以後所發生的一些奇怪故事。他有想什麼就說什麼,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的天真習慣,他這種純樸的言行舉止常常和法國現實社會的風俗習慣發生尖銳的矛盾。人家教他念《聖經》,他便天真地按《聖經》上所說的行事,卻偏偏又招來驚世駭俗的後果。事後,他深有感觸地說:「我每天都發覺《聖經》不叫人做的事,大家做了不知多少,《聖經》叫人做的事,大家倒一件沒做。」

  天真漢和聖·伊佛小姐相愛,他自以為這完全是二人之間的事,但人們告訴他,這件事應由雙方的家長來決定。他在受洗禮入教時,他的叔父和姑母推薦聖·伊佛小姐做了他的教母,和教母結婚是犯了彌天大罪,為教內教外法律所不容的。人們告訴他,倘若真的要和教母結婚,就必須得到國王允許或跑到1600裡以外的地中海那邊,去征得教皇的恩准才行。天真漢莫名其妙,認為這簡直可笑極了,要與近在咫尺的人結婚何必還要跑那麼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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