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爾泰(43)_學達書庫

四三

　　5.啟蒙運動的導師

　　啟蒙運動是任何一個擺脫封建生活方式的國家在其文化發展中所必然經過的一個階段。啟蒙運動的主旨在於使所有的人都接受教育和獲取知識，使自由發展個性的理想成為普遍原則。啟蒙運動的中心問題之一是建立最美好的社會制度，它用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激勵人們的心靈，追求人人在上帝面前、在法律面前甚至在他人面前的一律平等。

　　以伏爾泰為代表的啟蒙思想家們已經同迷信、宗教狂熱、宗教偏見以及對人民的欺騙和愚弄進行了不調和的鬥爭，他們還要進一步推崇和宣傳理性，用自己的思想和革命行動來進一步擦亮人們的眼睛，使人們看清自己的弱點和使命，推動人們邁向通往真理的大道。

　　嬉笑怒駡是伏爾泰特有的銳利武器，尤其是諷刺和嘲笑已成為他反對迷信、狂熱、不公正，宣傳自己理想的得心應手的工具。他常常用這種方法來揭露敵人，刺激敵人，挑逗敵人，向敵人無情地傾瀉他的憤怒。伏爾泰認為，生活太短促了，人們不可能有時間和精力來閱讀大量的鴻篇巨著。在「消滅敗類」、宣傳啟蒙思想的運動中，他喜歡用短小精悍的諷刺短詩、短文來說理論事，反駁政敵，提綱挈領地表明自己的態度和主張。它們像一把把犀利的匕首投槍，猛烈地向社會中一切不正義的聯盟宣戰，把教會和基督教信仰體系刺得體無完膚，引起了反動勢力的極大不安和惶恐。

　　瑪麗王后對他尤為恨之入骨，臨死之前還請求路易十五懲辦伏爾泰。可是對伏爾泰，國王現在已是鞭長莫及了，他無可奈何地對王后說：「你要我怎麼辦呢？倘若他在巴黎，我倒是會將他趕到費爾內去的。」1768年9月24日，巴黎高等法院下令收繳伏爾泰挖苦嘲諷封建專制影響巨大的作品《有四十金幣的人》，並當眾燒毀，凡是出售此書的書商也一律處以枷刑。有的法官對這種處理方式仍覺不解恨，甚至在法庭上歇斯底里地喊道「難道我們燒掉這些書就算了嗎？」

　　伏爾泰晚年在德利斯和費爾內過著非常愜意的生活，這是他的前輩和同時代文人所不能奢望的。狄德羅和盧梭的生活都極度貧困，常常為解決溫飽問題而四處奔波。而伏爾泰相當富有，僅德利斯和費爾內的地租收入就已相當可觀，他還有其他的生活來源。他每月給德尼夫人2400法郎，而可供自己支配的則高達6000法郎。富足而穩定的生活，使他有充分的時間和精力來全盤考慮啟蒙運動所涉及的一切問題，他鬥爭的方式方法也千奇百怪。

　　伏爾泰在他的費爾內家中餵養了四隻猴子，他特意用他的四個論敵的名字給它們起名，稱它們為：佛勒龍、博麥爾、農諾特和蓬皮尼昂。伏爾泰沒有一天不親手喂它們，當它們吃飽喝足之後，他常常再賞它們一頓拳腳，擰一下它們的耳朵，用針刺一下它們的鼻子，踩一下它們的尾巴，甚至還給他們帶神甫的高筒帽，用最難以想像的卑劣方式來對待它們。他要用這種幽默狠毒的方式來發洩他對「敗類」的仇恨。

　　耶穌會在法國的勢力很大，倚仗羅馬教皇的支持，有恃無恐地從事陰謀活動。耶穌會士驕橫跋扈，作惡多端，不僅招致其他各修會的嫉妒與反感，而且也為世俗的政權所痛恨。法國高等法院同情高盧教會派和冉森派，憎惡耶穌會，一直在尋找機會清除這一國中之國。1761年，馬賽一個由耶穌會士經營的商行破產，法官們以此為藉口，宣佈耶穌會的章程與國家的法律相抵觸，並查封了一些耶穌會學校。雖然法國宮廷也傾向高盧教會，但是為了對抗胡格諾教派和冉森教派的信徒，謀求在對外戰爭中得到羅馬教皇的支持，自路易十四以來，法國宮廷一直對耶穌會採取寬容的態度，並給予保護和支持。耶穌會士忠於教皇，不服從法國國王，他們為所欲為嚴重影響宮廷的利益，並冒犯了國王的尊嚴。受啟蒙思想家影響較大的舒瓦瑟爾掌握大權之後，在蓬巴杜夫人的支持下，於1762年下令解散耶穌會，把耶穌會士驅逐出國。

　　百科全書派的兄弟們聽到耶穌會士將要從這個國家被驅逐的消息後，歡欣鼓舞。達蘭貝爾甚至還大言不慚地說，殺死耶穌會士的不是冉森派教徒，而是哲人党，是《百科全書》殺死了上帝。他還樂觀地估計說，耶穌會士受到致命的打擊後，下一個該輪到冉森派教徒了，一個寬容建立、僧侶結婚、懺悔廢除、敗類滅絕、新教徒回國的美好明天即將到來。伏爾泰也認為，耶穌會士被驅逐是啟蒙運動取得很大進步的跡象。但是，他沒有達蘭貝爾那樣樂觀，他清楚這場鬥爭的長期性和複雜性，他看到了啟蒙運動和自由思想的敵人決不僅僅是某一個具體的教派，而是一股反動落後的勢力，他形象地說，「如果把我交給狼的話，從狐狸手裡被救出來又有什麼好處呢？」①

　　①參見A·O·奧爾德裡奇：《伏爾泰與啟蒙時代》，第288頁。

　　伏爾泰堅定地認為，17世紀是天才的世紀，18世紀是啟蒙的世紀；在17世紀中，文學天才是卓越超群的，而在18世紀哲學思想的進步則是以往的世紀所不能比擬的；啟蒙世紀雖然在文學上稍遜于天才的世紀，是小人物的時代，但是如火如茶的啟蒙運動比天才的時代對人們心靈、對社會風尚、對政治結構的影響要大得多。

　　法國對外戰爭連年不斷，宮廷燈紅酒綠，醉生夢死，教會兇狠殘暴，法官草菅人命，百姓苦不堪言。面對這種恐怖、陰森的社會現實，許多人對啟蒙運動的前途失去了信心。有人在信中責問伏爾泰這位啟蒙運動的主將：「這難道就是您所粉飾、您所教導的那個啟蒙運動的時代嗎？每個時代，所有的人都是彼此一樣，並將永遠這樣下去。」面對這種尖銳的指責，伏爾泰無言以對，他自己都一度對啟蒙運動的前途感到悲觀。

　　1762年6月19日，他所盡情讚美的日內瓦政府居然也像法國當局一樣公開譴責盧梭剛剛出版的《愛彌爾》和《社會契約論》。雖然他不贊同盧梭的思想和主張，但是他同情盧梭的不幸遭遇。他對一向以思想自由、政治環境寬鬆著稱的日內瓦也失去了信心。他十分痛苦地發現，這個世界的每一個事物都是矛盾的。他斷言，由於穿著黑衣服的巫士在日內瓦不斷活動，試圖把人變成野獸，這個城市尚存的微弱理性火花也將熄滅。他甚至失望地預言，狂熱戰勝理性的時刻到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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