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爾泰(30)_學達書庫

三〇

　　3.別具一格的人類智慧史：《風俗論》

　　1755年11月1日，葡萄牙首都裡斯本發生強烈地震，12月初又出現餘震。地震之後引發熊熊大火，房屋倒塌和燒毀不計其數，居民先後死傷三萬餘人。

　　第一次地震那天正是基督教的萬聖節，教會人士借機大作文章，把責任歸咎於無神論者得罪了天神，瘋狂圍攻進步思想家。葡萄牙耶穌會教士活動尤為猖獗，他們不顧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用上帝對人類懲罰的謊言來恐嚇群眾，還在裡斯本舉辦功德會，用活活燒死無辜的百姓來奉祭天神，以期得到天神庇祐，阻止地震的再度發生。一時間，歐洲各國輿論大驚，人心惶恐，社會秩序混亂，甚至在進步思想家中也引起了疑惑和不安。

　　伏爾泰得知這一情況後，激憤不已，他揮筆寫下了一首哲理詩《詠裡斯本災難》，副標題是「對『一切都完滿』公理之檢討」。在這首著名的詩裡，伏爾泰猛烈抨擊了教會人士的別有用心，他堅信裡斯本的災難決不是因為那裡的人罪惡深重而招致上帝的懲罰，教會宣傳的那種上帝也是根本不存在的，裡斯本悲劇的原因應該在自然界，在自然法則中去尋找，而不應在上帝的旨意中去尋找。他還反駁了蒲伯的世界完滿論，他宣稱認為生活中的一切都很美滿的人，明顯是在撒謊，裡斯本的廢墟就是對這種謊言的最好駁斥。

　　《詠裡斯本災難》發表時，伏爾泰還同時發表了另一首哲理詩《詠自然法則》。這首詩闡述了伏爾泰自己的自然法則理論和自然神論主張，指責基督教的迷信、狂熱、崇拜和教派爭吵嚴重地違背了自然宗教的原則，宣傳了寬容精神。《詠自然法則》和《詠裡斯本災難》兩首哲理詩之所以一同發表，是因為二者是有機聯繫、相互補充的，它們是伏爾泰哲學思想、宗教觀念和人生理想的生動寫照。

　　伏爾泰《詠裡斯本災難》和《詠自然法則》的發表，受到人們的熱烈歡迎，《詠自然法則》在1756年一年內至少就出了18版。但是他也受到反動人士的攻擊，甚至同為啟蒙思想家的盧梭，也不同意伏爾泰的觀點。盧梭在讀到這首詩後，對伏爾泰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他給伏爾泰寄來了一封論《詠裡斯本災難》的長信，他認為，伏爾泰把裡斯本的災難說成是自然規律的必然結果，這種學說比摩尼教還殘酷。自然中的一切罪惡與人無法分開，因此問題應該是人為什麼不幸福，又為什麼要存在。罪惡來源於人本身，因為他們運用了自己的自由意志；裡斯本的災難同樣屬人的錯誤，因為他們選擇生活在這樣一個擁擠的城市裡本身就是一個錯誤。盧梭宣稱，人們應該區分一般的罪惡和個別的罪惡，每一事物並非都是絕對善的，但一般地講，宇宙的體系是完美無缺的。

　　伏爾泰熱情而真誠地給盧梭回了信，他說哲學討論只是為了消遣娛樂，不必過分認真。他這時所真正關心的只是自己和德尼夫人的健康，不想為這些額外的論戰耗費精力，他甚至還主動邀請盧梭來自己德利斯的家裡作客。但盧梭並沒有理睬伏爾泰的友好舉動，而繼續對伏爾泰的一些觀點進行攻擊，他們的思想已尖銳對立。1760年6月，佛爾梅出版了盧梭的這封論《詠裡斯本災難》的長信，這引起了伏爾泰對盧梭的極大不滿，毅然決定不再跟盧梭聯繫和交往，這樣，同一陣營的兩位著名啟蒙思想家開始分道揚鑣。1756年，伏爾泰最後完成了他一生中另外一部重要的歷史著作《試論各民族的精神與風俗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歷史》（簡稱《風俗論》），它被稱為是《路易十四時代》的姊妹篇。

　　《風俗論》構思、動筆于西雷隱居時期。伏爾泰最初的寫作動機是為夏特萊侯爵夫人愛米莉學習歷史準備一本通俗有趣的教材。愛米莉對自然科學和哲學頗感興趣，但對歷史卻興味索然，伏爾泰為了使她相信，歷史也能夠像自然科學一樣使人感興趣，便親自動手為她寫一部通史。1739年，寫出部分初稿，40年代在《法蘭西信使報》上陸續刊出過。愛米莉死後，伏爾泰已沒有信心繼續寫下去。在普魯士王朝任職的時候，內奧爾以《通史概要》為題盜印了伏爾泰的手稿，這個版本錯誤百出，還增加了其他人寫的一些反王權的段落，伏爾泰氣憤地稱它為「討厭的版本」。

　　由於這一事件的刺激，他開始覺得應該在適當的時間將這部尚未完成的著作接著寫下去，應該給世人留下一部真實而完整的歷史著作。逃離普魯士後，在科爾馬不愉快的日子裡，他把許多精力都投入到了這部著作的撰寫上，1756年終於最後完成並在日內瓦公開出版。此後，他仍不斷審閱、不斷修改完善，甚至在他去世那年，還對該書有所增補。1739年的初稿《通史》僅僅是這部煌煌巨著的序言；1763年，他補充了《路易十四時代》和其他涉及最近事件的一些章節，以修訂本發表，這些補充的部分後來獨立成書，稱為《路易十五時代概要》。1765年，他完成了《歷史哲學》一書，1769年《歷史哲學》代替《通史》成為《風俗論》的導論。

　　伏爾泰說過，「我寫歷史更多的是寫一個偉大的時代，而不是一個偉大的國王。……應當成為最能為人類增光的那個時代的人類智慧史。①」《路易十四時代》雖然也顯示了這種努力，但是它未完全離開它的主角路易十四，而且也過分強調了路易十四個人的成就。在《風俗論》的寫作中，伏爾泰的指導思想越來越明確，他的啟蒙主義的歷史觀也正式形成。他指出：「我的主要想法是盡可能地瞭解各民族的風俗和研究人類的精神。我把歷代國王繼承的順序視為撰寫歷史的指導線索而不是目的。②」歐洲的歷史，尤其是中世紀歐洲的歷史，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宗教思想統治人們精神生活的興衰史，是教權與王權既相互利用又彼此鬥爭的歷史。宗教問題滲透到政治、軍事、財政、貿易、哲學、文藝、科學等各個領域，又是許多歷史事件的重要起因。《風俗論》以此為重點旁及文化風俗等各個方面進行深入闡述，指出了人類從愚昧進步到文明的艱辛歷程，從而揭示出人類必然走向理性時代的美好前景。

　　①參見伏爾泰：《致赫維勳爵的信》，引自《路易十四時代》中譯本序言，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7頁。

　　②參見伏爾泰：《科爾瑪公證文書》，引自《風俗論》中譯本譯者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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