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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在自由的土地上找到了理想的安身之地,伏爾泰的心情異常的激動和喜悅,逃離普魯士帶來的驚恐、抑鬱、孤寂、沮喪以及一連串的不愉快都已一掃而光。他情不自禁地寫下了一系列的頌詩,並立即結集以《伏爾泰關於1755年5月喬遷日內瓦湖畔的住宅獻詩》為書名公開出版。

  伏爾泰在寵愛的外甥女的陪伴下,在德利斯過著平靜的生活。他有萬貫家財,捨得花錢改善自己的生活條件,為了生活方便,他雇請大批僕人,甚至還為德尼夫人另外準備了一班侍候人馬。他買下了四輛馬車,還專門建造了一座小劇院。流浪漂泊了大半輩子的伏爾泰,準備在這裡好好住下來,充分享受富足自由的晚年生活了。

  沒過多久,伏爾泰與他的意大利籍的秘書科利尼關係緊張起來。他們從科爾馬到裡昂時,曾為在馬車上攜帶多少行李的事發生過爭吵,科利尼甚至以辭職相威脅,到日內瓦準備在普蘭京斯安家時,他又喋喋不休抱怨生活艱苦,引起伏爾泰的不滿。1755年夏天,科利尼到巴黎休假,在那裡他不但放蕩不羈,天天尋花問柳,而且還愛搬弄是非,對伏爾泰說長道短,伏爾泰極為反感。科利尼平日在家工作也散漫馬虎,不能及時完成主人交給的工作,還勾引主人的女客人,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他在給自己的情人寫信中居然輕浮地講一些德尼夫人的風流韻事。

  德尼夫人偶然在桌上看見了這封尚未發出的信,她非常生氣,伏爾泰也氣憤不已,他立即決定辭退這一不安分守己的秘書。他們最後分手還差一點鬧出了麻煩。因為科利尼臨走前,伏爾泰怕他帶走不利於自己的東西,便私下徹底檢查了科利尼的行李。科利尼外出歸來發現了這一情況,他本來就憋了一肚子氣,現在更覺得蒙受了奇恥大辱,一氣之下拔出劍來非要和伏爾泰決鬥不可,在很多人的勸解下,他才平靜下來。為了息事寧人,伏爾泰在科利尼離開時又給了他很大一筆錢。接替科利尼職務的是一位名叫瓦格尼埃的小男孩,他是兩年前跟隨伏爾泰的,當時年僅14歲。伏爾泰很喜愛這個聰明誠實的孩子,經常教育他要好好讀書做人,甚至還不顧年老體弱,親自輔導他學習拉丁文。在以後的22年中,瓦格尼埃一直是伏爾泰忠實的朋友和非常稱職的秘書。

  快樂山莊沒有取暖設備,因為伏爾泰不願意為修壁爐而破壞整棟房子的外觀和結構,而他和德尼夫人又忍受不了冬天的寒冷,所以1766年冬天,伏爾泰又在洛桑附近租了一所有取暖設施的房子,第二年春天,他和房主簽訂了為期9年的租賃合同,以後便常常在這裡過冬。

  定居日內瓦,伏爾泰感受到了生活的平靜、自由和安逸,沒有憂愁,沒有煩惱,仿佛置身在「世外桃源」裡。正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沒有國王,沒有監督者,沒有耶穌會教士,除了自己的願望之外,沒有其他責任,只看見步行到此吃飯的統治者,我們盡情地愉快生活。」①

  ①參見A·O·奧爾德裡奇:《伏爾泰與啟蒙時代》,第237頁。

  2.中國文化的讚美者

  伏爾泰到達德利斯安家不久,便收到盧梭派人送來的剛剛出版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一書。他以前曾拜讀過盧梭的《論科學和藝術的復興是否促進了風俗的淳化》一文,這是在第戎科學院關於「科學和藝術的重建是否對道德的純潔有所貢獻」的有獎徵文中獲獎的文章。伏爾泰指責第戎科學院提出的題目是學童的作文題,他沒有直接批評盧梭對這一問題的否定,但是他認為如果因社會存在弊端而否定社會發展與進步,就如同人們因消化不良而不吃東西一樣荒誕可笑。在18世紀的歐洲知識界,伏爾泰是堅定的反保守的人物,他不屈服時尚的原始主義或尚古主義,毫不含糊地堅持非自然狀態的社會組織、科學進步以及藝術日趨精緻優雅的原則,攻擊廣泛被人接受的自然狀態的神話。

  收到盧梭的贈書後,伏爾泰並沒有對《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發表評論,而是借機給盧梭回了一封信,反駁其在第戎徵文中的原始主義觀點。他說,他不喜歡像動物那樣用四條腿走路或像印第安人那樣生活,因為不開化的印第安人像文明的歐洲人一樣邪惡。他半開玩笑地對盧梭說,文學所附著的蒺藜實際上是與地球上到處氾濫的罪惡相伴的花朵,大的罪惡卻是著名的無知之徒所犯下的。

  盧梭在《論科學和藝術的復興是否促進了風俗的淳化》中,曾以中國文明為例,證明他的「文明否定論」。他認為,中國古代科學和藝術都很發達,但文明未必是幸福,文明進步並不能矯正中國人的惡德,也不能使中國人免遭異族的征服。「在亞洲就有一個廣闊無垠的國家,在那裡文藝是為人尊崇、擺在國家的第一位。如果科學可以淳化風俗,如果它們能教導人們為祖國流血,如果它們能鼓舞人們增長勇氣,那麼中國人民就應該是聰明的、自由的而且是不可征服的。然而,如果沒有一種邪惡未曾統治過他們,如果沒有一種罪行他們不曾熟悉,如果無論大臣們的見識或者法律所稱號的睿智或者那個廣大帝國的眾多居民都不能保障他們免於愚昧而粗野的韃靼人的羈軛的話,那麼他們的那些文人學士又有什麼用呢?他們所堆砌的那些榮譽又能得出什麼結果呢?結果不就是住滿了奴隸和為非作歹的人嗎①」?

  ①參見讓·雅克·盧梭:《論科學與藝術》,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9頁。

  伏爾泰反對盧梭的「文明否定論」,他對中國的思想文化有著深摯的愛好,對中國的政治和教育思想有較深的研究,他曾經認真閱讀過譯出的儒家經典,認為儒家的學說符合人文主義的精神,孔夫子只訴諸道德,而不宣揚神跡,很值得西方人借鑒。他把中國的哲學和倫理道德作為啟蒙運動的有力武器。

  為了宣揚中國的傳統道德,反駁盧梭的「文明不是幸福」的主張,伏爾泰在科爾馬逗留期間,完成了一部別具一格的悲劇《中國孤兒》,他還給其加上了一個含蘊深刻的副標題——「五幕孔子倫理學」。這個劇本以我國元朝劇作家紀君祥所作的元曲《趙氏孤兒》為藍本。原作敘述的是春秋戰國時期,晉國權臣屠岸賈殘殺趙盾一家,並搜捕孤兒趙武,妄圖斬草除根。可是,趙家門客程嬰與公孫杵臼設計救出趙武,由程嬰撫養成人,最後報仇雪冤。伏爾泰按照古典主義的三一律原則,把該劇時間跨度由20多年縮短為一晝夜,刪除了原作中的弄權、作難、搜孤、除奸、報仇等情節,加上一些愛情穿插,改編成了一部標準的古典主義悲劇。

  我國元曲《趙氏孤兒》傳入法國,約在1732年至1733年間,這是傳入法國的第一個中國劇目,就18世紀的整個歐洲來說,它也是獨一無二的。伏爾泰最先是從巴黎的《法蘭西信使報》上看到有關劇情介紹的,後來他又在法文對折本四厚冊的《中國通志》裡讀到《趙氏孤兒》的譯文。當時已40多歲的伏爾泰,被這個具有濃郁中國民族風格的戲劇所吸引了,他決定將它改編成新劇目。但由於生活長期動盪不安,這個計劃一直未能付諸實現,直到他已年逾60,歷經坎坷人生的折磨,且又準備與盧梭論戰時,才下決心動筆改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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