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利象徵-朱可夫(16)

一六

　　殺害這些紅軍指揮員的理論是什麼呢？赫魯曉夫在1961年10月蘇共22大閉幕詞中透露了一些情況。他說："有一次在國外報紙上出現了一條奇異的消息，說什麼希特勒在準備進攻我國時，通過自己的諜報機關假意遺落了一份假文件，說雅基爾、圖哈切夫斯基等同志是德國總參謀部的間諜。這"機密"文件落到了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貝斯手中，看來他是出自良好的願望把文件轉交給了斯大林。因此，雅基爾、圖哈切夫斯基等同志便被逮捕，然後就被殺害了。"赫魯曉夫在報告中還講到，這些被指控為叛國和反黨活動罪而遭到鎮壓的數萬名軍官，是沒有絲毫罪過的。所謂轟動一時的"軍官反黨事件"完全是希特勒等人精心策劃的。

　　這場大清洗產生的後果在後來關鍵性的幾年中逐步表現了出來。在芬蘭戰役中的慘敗，在1941年6月遭到德國進攻時一觸即潰就是證明。權威的《蘇聯共產黨和蘇聯武裝部隊的建設（1918~1941年6月）》一書寫道："紅軍準備不足，不能打退這個強大而又狡猾的敵人（德國法西斯）的突然進攻，原因之一就是葉若夫和貝利亞這幫罪犯給我們的軍事幹部特別是高級指揮員造成了巨大損失。由於戰前幾年毫無根據的鎮壓，蘇聯武裝部隊失掉了很大一批有經驗的指揮員和政工人員。在大戰開始時，軍隊中許多職務都由年輕幹部擔任，他們缺乏在複雜環境中統率軍隊的充分知識和經驗。而且無故鎮壓造成的局面也不利於培養幹部的創造性和主動精神。"

　　埃裡克森對清洗後的紅軍統帥機關評論說："除了沙波什尼可夫，最高統帥部的人不是平平庸庸就是缺乏經驗。"也正是由於這種平庸和缺乏經驗占了主導地位，朱可夫和沙波什尼可夫關於組建大規模機械化部隊的建議未被採納，而且連現有的機械化部隊也化整為零改組掉了。

　　值得慶倖的是，在這次大清洗中有幾位有才能的將領得以保留，比如：沙波什尼可夫、華西列夫斯基、朱可夫、羅科索夫斯基等，這些將領的起用，使紅軍在大戰初期遭受挫折時能夠重新振作起來，並取得最後的勝利。

　　1937年秋，朱可夫從西班牙回國任騎兵第3軍軍長，7個月後，又調任騎兵第6軍軍長。1938年夏，朱可夫到中國擔任軍事顧問。同年冬，朱可夫被召回國，委以白俄羅斯特別軍區副司令員的重任。很明顯，在大清洗的幾年中，朱可夫不但沒有受到影響，而且在軍內的地位也在逐步上升。這中間的原因很複雜，有多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

　　騎兵第4師的團長安東諾夫上校對朱可夫何以能逃脫大清洗的厄運作了這樣的分析，他說，這是出於斯大林對騎兵領導人的特別態度，早在斯大林擔任西南戰線軍事委員會委員時已和他們有了個人聯繫，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布瓊尼的部隊就屬這個戰線。斯大林對騎兵領導人的信任，使騎兵部隊高級指揮員受鎮壓的人數比其他部隊少得多。5名元帥中剩下的2名都是騎兵部隊出身，就是一個例證。朱可夫沒有受害，反而得到提升，恐怕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在任軍長期間，由於政治環境的惡化，朱可夫相對地沉默了。關於機械化部隊建設的建議和設想，他只有默默地記在本子上，但朱可夫關注坦克部隊建設的思想絲毫沒改變。直到這時他仍然堅定地認為，在未來戰爭中，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坦克和機械化兵團。朱可夫是一個具有堅定理想的人，他不僅對理想極具熱情，而且，他十分注意科學性。他利用當軍長的時機，非常注意騎兵與坦克部隊的協同問題及戰鬥和戰役中對坦克防禦的組織問題，並結合部隊演習加以檢驗和完善。他深有感觸地說："在進行師軍指揮員導演、首長-司令部演習，實兵演習時，我親自制定戰役戰術計劃，這使我得益很大。"

　　到了軍長崗位之後，朱可夫感到自己對戰略問題研究不夠，處理具體問題的層次還不夠高。同時，他也開始體會到了大清洗帶來的後果，即新提上來的幹部知識能力不夠，實踐經驗不足。因此，朱可夫開始下功夫研究戰略、戰役問題。他閱讀了大量的戰史材料、經典軍事學術著作和各種回憶錄。過去他對馬克思主義方面的經典著作讀得不多，任軍長以後，他時常感到在把握國家大政方針、外交政策方面不敏感，對許多政策理解的不透。他認識到，高級指揮員必須要熟知政治，具有政治頭腦，否則，他就不可能在關鍵時刻具有很強的決策能力。於是，他先後讀了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列寧的哲學著作，儘管很吃力，但他硬著頭皮攻了下來。

　　與此同時，朱可夫十分重視培養屬下的年輕幹部。他說，對他組織的每次作業或演習，若是司令部和年輕軍官們感到有明顯的收穫，他就非常愉快，因為這是對他所付出勞動的最大獎勵。如果他們沒學到任何新東西，這便是對指揮員良心的直接責備，說明他很不稱職。這就是朱可夫，一個天生的將軍。這並不是說他天生具備當將軍的知識，而是說把他放在什麼崗位，他就能很快彌補自身不足，發揮自身長處，適應職務的要求。

　　1938年夏，經斯大林親自批准，朱可夫隨同一個蘇聯軍事使團前往中國，瞭解日本軍隊的戰略戰術，支持中國的抗日戰爭。和朱可夫同行的有21名高級軍官，包括崔可夫、巴蒂茨基（後成為蘇聯元帥）等重要人物。蘇聯派軍事人員支援中國是在"七·七"事變後開始的。

　　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中蘇於1937年8月21日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武漢失陷後，蘇聯開始緊張起來，因為如果中國在境內全部失利，蘇聯就會處於腹背受敵、兩面夾擊的險惡境地。因此，到1937年底，蘇聯大大加強了對中國的物質援助，並派了首批蘇聯飛行員到中國。緊接著，又派出了軍事教官、空軍技術人員、炮兵和坦克專家等。據擔任過蔣介石軍事顧問的鮑羅廷說，當時蘇聯在中國的軍事人員有1000多人。這些人員在不同的崗位上都為中國的抗日戰爭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其中，有不少飛行員直接參加過空戰，有的犧牲在戰場上；軍事技術專家到軍校講課，或到特種兵訓練中心當教練；軍事將領則到全國軍事委員會當顧問，在作戰上提供諮詢，有的還直接參與了作戰計劃的制定。崔可夫還擔任了蘇聯駐華使館陸軍武官和蔣介石的首席軍事顧問。

　　至於蘇聯軍事使團在中國抗日戰爭中所起的作用，各方面的評價是不一樣的。有關材料表明，他們一般都沒有參與中心工作，一些軍事專家的才幹也沒有得到應有的發揮。這中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西方有關評論家說，蘇軍軍事使團負有考察學習的任務，要使學到的東西不少於教出去的東西。這種說法可能有些偏頗，但有一點是可以相信的，那就是當時蘇聯已把日本當作是潛在敵人，朱可夫等軍事將領在中國戰場上對日本人的戰略戰術進行的瞭解和分析，對今後蘇軍的遠東戰役是十分有益的。

　　1938年冬，由於蘇聯國內軍事領導力量的薄弱和日軍對蘇聯遠東地區壓力的增加，朱可夫被調回國，升任白俄羅斯軍區副司令員，開始指揮一個大戰役軍團的作戰。一場新的戰鬥已拉開了序幕。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