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利象徵-朱可夫(15)

一五

　　伏羅希洛夫又拿這個問題問政委津琴科，津琴科回答說："我認為軍長的意見是正確的，如果我對裝甲坦克兵器的前途表示懷疑的話，那我就是一個可憐的、不合格的機械化兵團的政治委員。我認為，應儘快發展機械化部隊，特別是坦克兵團，目前我們還太少。"伏羅希洛夫連連點頭。

　　朱可夫看到這種情況很高興，他為上司的看法與他相同而振奮。他知道，他多次給軍裡提重視坦克部隊建設的建議，多次不露聲色的宣傳攻勢，終於在軍長、政委身上起作用了。

　　任4師師長後，朱可夫的名字在報刊上出現得越來越頻繁。1936年，他還被指定為參加起草新憲法草案的軍事委員會的成員。

　　任何成功都不是偶然的，對一個軍事指揮員來說更是如此。朱可夫在第4師的成功，除了個人努力外，與他上下左右聚集著一批素質優秀的軍官也是密不可分的。這些優秀的軍人或給他以教益，或給他以支持，或把他的命令完整準確地貫徹實施。

　　朱可夫在談到這一時期的工作時說：在兩個傑出的蘇軍將領葉果羅夫（當時任總參謀長）和烏鮑列維奇（當時任白俄羅斯軍區司令員）的領導下，白俄羅斯軍區經常進行戰爭演習，組織指揮員和參謀進行訓練。參加這類大的活動，大大開闊了他的軍事眼界，幫助他形成了他自己的理論觀點和指揮特色。當時由於新的技術裝備和軍事理論不斷運用，各種演習顯得十分重要。直到許多年後，朱可夫仍能清楚地回憶起當時強渡別津河、步兵師與騎兵師遭遇戰等大的演習。

　　朱可夫對自己在第4師的工作是這麼評價的。他說："這些年我只有一個信念：使我所指揮的師成為紅軍部隊中最好的師、最先進的師。我對師的訓練工作付出了大量的勞動、精力和心血，使它擺脫了落後狀態，教會指揮幹部和司令部掌握現代戰術、組織，以及指揮分隊、部隊和師的方法。""我並不是說，我們當時一切都做好了。但是我可以問心無愧地說，在師的訓練方面，我們指揮員和政治工作人員當時已做了他們所能做的一切，貢獻了全部力量。"

　　在此期間，國防形勢正在發生著重大的變化。1936年春，西班牙內戰爆發了。此時，正是德、意法西斯勢力急劇膨脹的時期，他們叫嚷要對西班牙內戰進行武裝干涉，支持叛亂分子推翻新生的民主政權。局勢對叛亂分子很有利。如果叛亂分子得勝，就意味著法國將處於法西斯分子的包圍之下，這樣，西方對德國的抵抗能力就進一步削弱。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西方各大國既害怕西班牙民主力量的勝利，又害怕嚴厲的制裁會引來德國發動更大戰爭，於是，以所謂"公正"的態度，於1936年9月同德、意簽訂了不干涉協定。名義上對作戰雙方實施軍火禁運，事實上只是使西班牙民主政權得不到武器供應，而叛亂分子則能得到德、意的支持。西班牙民主政權即將被顛覆。面對危急的形勢，斯大林經過反復思考，決定對西班牙內戰進行干預。

　　蘇聯全國上下立即雷厲風行地行動起來，以飛機、坦克、糧食及軍事人員等全力支援西班牙民主政權。其中，有飛機800多架，坦克362輛，軍事專家339名。當時的美國駐蘇大使喬治·凱南承認，如果不是蘇聯的大力支援，西班牙反政府武裝幾乎可以肯定在1936年底就大獲全勝了。

　　1936年秋，由伏羅希洛夫舉薦，並經斯大林同意，朱可夫離開騎兵4師，參加了蘇聯派往西班牙的軍事觀察員團。這次選派的軍事觀察員都是傑出的將領，包括馬林諾夫斯基（後任蘇聯國防部長）、炮兵元帥沃羅諾夫、著名坦克戰專家帕夫洛夫將軍等。團長是揚·別爾津將軍。聚集這樣一批精英，不僅對西班牙民主政權是個很大的幫助，同時，對蘇軍建設也有較大的推動。因為在西班牙內戰中，朱可夫和其他軍事專家一起利用這一機會檢驗了蘇軍關於裝甲車戰的理論，考驗了蘇制各型坦克的性能。可以說是對現代軍事理論和現代裝備的一場實驗，是蘇軍未來進行現代化戰爭的一次實彈演習。

　　關於蘇聯派軍隊直接參加西班牙內戰一事，蘇聯官方一直否認，並授權塔斯社發表聲明，說"這些報道純屬虛構"。但從當時的外電報道及後來蘇軍退役人員所著的回憶錄看，蘇軍很可能派部隊參加了西班牙內戰，只是派的不是按照標準編成的正規戰鬥部隊。一位參加者回憶說：在當時情況下，"一個中尉或少尉只是充當地位很低的裝炮彈手，來試驗裝備的性能，並取得實戰經驗。實際上坦克部隊裡的俄國人全是軍官，或是正在培養作軍官的高級士官學校學生。"

　　蘇軍這些小規模的坦克部隊到達西班牙後，在軍事觀察員團的直接指揮下參加了幾次激烈的戰鬥。有的打得很出色，但也有好幾次失利，比較典型的是豐特·德·愛布羅之戰。當時軍事觀察員團命令40輛蘇制新式坦克投入戰鬥，並通過泥濘地帶向敵人發起攻擊。結果，由於地面滑，坦克行動遲緩，成了敵人的活靶子。戰鬥結束後，只剩下了12輛坦克。

　　儘管有過失敗，但這次內戰給朱可夫和其他軍事專家帶來許多寶貴的經驗及教訓。事隔30年之後，蘇聯軍方創辦的《武裝力量共產黨人》雜誌載文說："在戰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幾年中，坦克部隊，和整個蘇聯軍隊一起，得到了發展和完善，作了更好的作戰準備。在那幾年中，他們得到相當多的實戰經驗：在西班牙戰場上，在哈散湖周圍，在哈勒欣河畔，在芬蘭的森林裡……這些都是嚴肅地考驗我們坦克部隊的里程碑。"

　　美國作家奧·普·錢尼則說得更為具體，他說："西班牙提供了一個試驗場，新式武器得到試用，一些有爭論的現代戰術概念，也可以在這裡進行研究，看效果究竟如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坦克初露頭角，雖然被譽為未來的武器，卻基本上沒有在高速推進的戰鬥中試驗過。西班牙戰爭提供了這個機會，讓朱可夫、帕夫洛夫、羅特米斯羅夫、科涅夫和其他人加以利用。"可以說，西班牙內戰加速了朱可夫坦克戰理論的成熟。

　　就在西班牙內戰進行當中，蘇聯進行了震驚世界的大肅反運動，重點是對軍事機構的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進行大規模清洗。這次清洗是斯大林一個時期內實行極左路線的表現，對紅軍建設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

　　一大批傑出的軍事將領慘遭殺害。著名的圖哈切夫斯基元帥、葉果羅夫元帥、布留赫爾元帥都先後被捕並被處決。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加馬爾尼克，是紅軍政治工作的重要創建人，他在安全部人員逮捕他的時候開槍自殺。《鐵流》一書中著名的科茹赫師長的原型科夫丘赫，是一位智勇雙全的軍團司令，于1938年7月被槍決。朱可夫所熱愛的上級雅基爾（當時任基輔軍區司令）、烏鮑列維奇（當時任白俄羅斯軍區司令）和老軍長塞爾基奇都先後被槍決。就連在西班牙任軍事觀察團團長的揚·別爾津將軍也被押回國內執行槍決。

　　紅軍損失之慘重，我們可以從這麼幾個數字略知一二。從1937年5月至1938年11月期間，5名元帥中被清洗掉3名，僅剩伏羅希洛夫和布瓊尼2名；15名集團軍司令被清洗掉13名，僅剩2名；85名軍長中被清洗掉57名，剩28名；195名師長中被清洗掉110名，剩85名；406名旅長中被清洗掉220名，剩186名。蘇聯《在國外》週刊1988年第22期透露："根據可靠材料，斯大林在1937~1938年的肅反運動中，處死了近35000名紅軍指揮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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